一、社会需要的剧增,使青铜铸造技术发生重大改变的重要动力。
一个时代的变革,最根本决定力仍然是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经济基础的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最重要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也充分表现在春秋中期以来的各个诸侯国的社会变革中。春秋中期以来,楚国由于土地制度改革及带来的经济基础的改革,导致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以“士”为代表的社会阶层大量崛起,庶人工商阶层也开始突破身份束缚而可以向上层流动,这导致社会对代表财富和地位的青铜礼器需要大增。
同时由于宗法制度的衰落,楚国的各级贵族甚至平民也超越礼制限制,总是不断地提高对青铜器数量和精美程度的追求,在这种社会大量需求的动力下,如何使青铜器的生产大规模化和批量化成为铸造技术上的迫切问题。也正是在这种社会需要和刺激下,导致能够使青铜器物生产大批量化、流水线化的焊接技术和分模技术产生。同时,青铜纹饰的模印技术的广泛运用,也大大促进了青铜器装饰工艺的生产效率。1.会的大量需求,导致能够使青铜器物生产大批量化、流水线化的分模技术和焊接技术便应运而生。
传统的陶范铸造器物有一个最大的缺点:这就是“一器一范”,要用很多人力物力,工作量是很大,并且效率很低,不会出现一模一样的青铜器。由于社会对青铜器的需求量大增,传统的耗时费力、效率低下的整模技术和“一器一范”式的制作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最迟在春秋中期,能够使青铜器物大批量化、流水线化生产的分模技术已产生。分模技术,从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就是根据器物的整体形状,对称关系,纹饰情况,分别做模。把形状相同,纹饰一样,对称的部位,分成相等的块,只做其中一块模,一模可以多用,烘干后在模上按着需要反复翻制外范,按要求再拼合成所需要的一个外范。在这样情况下,不同的模翻制不同的外范,不同的外范要根据器物整体形状准确地拼合在一起成为整范,然后在整范中浇注器物即可。
分块模技术要求工匠对器形有精确的计算,对哪些部位需要制模要有合理计划,对器物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要有清晰认识,这样才能使分范的拼合更准确。分模技术比整模技术既省时又省力,大大提高了青铜器铸造效率,使青铜器的大批量生产和流水线式的作业成为可能。另外,虽然分模技术主要是从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的研究而得来的,考虑到楚、晋之间的频繁交流和“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事实,楚国的青铜铸造也应该实行了这一分模技术,也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楚国对青铜器的巨大需求。春秋中期以来楚国在青铜器铸造中广泛应用的铜焊和镴焊技术,使铸造效率比分铸法又更进一步。铜焊和镴焊技术可能首创于长江流域或楚国。铜焊是用熔点高的熔融的铜合金填充在若个器件之间,然后连接成整体;镴焊是用熔点低的镴(即铅锡合金)作为连接若干器件之间的粘接剂。
楚国铜焊和镴焊技术的发展,使器物主体部分和附件部分分别铸造有了更大发展。这意味着,铸造作坊里有铸造好的各式各样的标准化的主体和附件,只要需要,随时凡都可以根据造型,在规格相同的所谓“组装模”上进行器物组装,然后进行焊接即可。因此,楚国广泛运用的焊接技术使青铜器生产更加大规模化和高效率化。2.纹饰模印技术的广泛运用,也大大促进了青铜器装饰工艺的效率。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物上的纹饰普遍采用高效率的花纹印模技术。什么是纹饰的印模技术呢?有些器物上纹饰相同,如完全相同的纹样在同一器物的不同部位出现若干次,只是由于所在位置或长短不同,在这种那个情况下,并不是象以前一样在模上把花纹完全描绘出来,而是只做一个模子,含有这种重复出现的纹饰,作为母模,然后,用这个母模可以敷贴,按捺软泥,就像盖印章一样,进行花纹复制,哪里需要一次就敷贴、复制一次,然后剥下带有阴纹的泥片,按器物的各个部位的需要,进行裁剪、弯曲,并拼装到外范上到外范上,最后按位置拼合好,浇注后就可以形成所需要的纹饰了。用这种方法可使省去繁琐的花纹描画,省力省时,提高了效率,因此得到得到广泛运用。如在下寺2号墓的王子午升鼎的盖上,可清楚地看到母印翻印纹饰的痕迹。再如,曾侯乙编钟周边的纹饰,一些部位如枚部、鼓部等处的花纹,都是用纹饰模印技术形成的。
二、审美意识的巨变,有力推动了对青铜器精致繁丽技术的追求和多姿多彩表面金属工艺的发展。1.楚国社会的变化导致社会意识、审美意识的巨变。有学者认为,春秋中期以来“青铜器形制的改换也很显著,以往那种森严凝重的气象,逐渐代以清新秀丽的风格”。春秋中期之后的楚国青铜器也是如此。
例如,对于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给人印象最深的无不是那些精致细密、透空繁复的形态,如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尊放在盘中,构成一套)等。楚人对青铜器精致繁丽的追求应是楚国发明“失蜡法”铸造技术的强大动力。2.楚人浪漫主义的审美情趣是楚国青铜器表面金属工艺的发达的强大动因。
作为浪漫主义思潮发源地的楚国,对美和丰富多彩生活的追求也自然表现在青铜器的表面装饰工艺上,也成为青铜器表面金属工艺发达的巨大推动力。淅川下寺贵族楚墓和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除了铸造技术超群外,表面金属工艺也达到很高水准。楚国工匠们特别注意各种不同金属色泽的相互对比和映衬,先后探索并运用各种装饰手法,如错金银镶嵌工艺、铸镶红铜工艺、鎏金工艺、线刻工艺等,这些工艺一改商周以来青铜器表面装饰的单调风格,使青铜器增添了多姿多彩的生活气息和生动活泼的气韵,使青铜器物更加精美。
三、楚国“兼收并蓄”的精神有力地促进了铸造技术的创新。极盛时期,楚国的疆域囊括长江中下游流域和和淮河流域,占有大半个中国;在频繁的交流和征服诸侯国的同时,楚国也以“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的兼容并包精神和“筚路蓝缕”的开拓创造精神,大量吸收各诸侯国的先进技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铸造出众多无与伦比浓郁的楚文化色彩的青铜器精品。楚国很重视从其他诸侯国吸纳技术工匠。
楚国从其他诸侯国家吸收了大量的技术工匠,这对楚国本身技术的提高和创新必然有重要作用。这从楚墓常常出土的一种剑——“复合剑”也可看出。复合剑又常常被称为“双色剑”。复合剑是楚国在对吴越青铜剑铸造技术借鉴的基础上创新而成的。以上我们对楚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发达的社会原因做了阐述。楚国经济基础的变革导致社会对青铜器的大量需要,同时,同时经济基础的改变也导致审美意识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社会需要和审美意识的变革有力地促进了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提高和创新。
另外,楚国特有的兼收并蓄和开拓创新精神,使楚国善于不断吸收各个诸侯国或其他民族的优秀技术,在吸收中消化,发展乃至创新,导致楚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在很多方面超过中原,楚国青铜器也成为中国青铜器第二高峰中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