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府在SARS危机面临的政策环境①危机本身具有的特点往往成为阻碍政策形成的障碍之一，在制定应对危机的公共政策时，困难主要表现在政策问题确认的特殊难度，即如何确认公共问题是否已经演变成为具有危害性的危机，并据此作为政策议程的标准。而这就要求及时收集各种信息。根据公共危机生命周期的特点，公共政策要发挥危机预警的作用，就应该在危机潜伏期获得尽可能详尽、准确的信息，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础。但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危机还没有全面显露，信息的搜集存在很大的难度，信息的准确性和数量都共有不完善性在开始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后来称为SARS的病例到3月6日，北京报道了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和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疾病定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这个阶段，政府部门由于信息的不确定和很难全面的掌握有关SARS的病情信息，政府部门的政策环境是很不利的，很难一开始就制定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2）危机在发展期，由于其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危机完全无章可循，并且具有模糊性，其发展演变也相当迅速。而且一般的公共危机，最早往往都是发生在局部地域和局部人群当中，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收集到的信息当然就相当不充分。由于难以收集到准确的信息，政府的分析判断和决策也有相当难度。在SARS危机事件的四月份到五月份这两个月当中，由于危情进入了爆发和快速发展的阶段，病情形势发展更加复杂，政策环境变化太快而很难决策。（3）政府制定地处理危机的决策①4月15日，卫生部印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同日，卫生部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医疗机构在接诊疑似非典患者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②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卫生部决定，原来5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非典被列入我国法定传染病；由于防治非典不力，中央决定：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王岐山任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③4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④4月27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盼决定》。北京全面建立非典患者的社会救助机制。北京暂停娱乐场所经营，并开始公布各区县疫情和隔离区信息⑤4月28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做好非典患者密切接触人员医学观察的通告》和《关于加强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决定》。4月29日，财政部和卫生部下发《关矛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对这部分人员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教治，所发生的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⑥5月2日，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工和建筑工地防控非典型肺炎疫情的紧急通知》。⑦5月9日北京新增病例数首次减至50以内；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将把农民工纳入防非典统一管理。⑧5月13日，卫生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针对非典型肺炎防治亟须解决的问题，制定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于当日发布施行。6月20日，北京市发布《关于做好下一步防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工作的意见》。（4）危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危机状态中，危机给社会主要价值、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威胁，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关注，公众提出相应的政策诉求，要求政府制定相应的危机解决政策。高质量的政策制定能够有效地解决恐慌和危机，安抚社会公众，加大公众对政府的忠诚度和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力度。社会公众是危机的直接感受和承接者，公众的态度和要求影响着公共危机的发展趋向，同时，按照现代公共政策的理念，公众又是推动公共政策的主要力量。三者彼此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种危机一社会公众一公共政策（政府）三者相互作用的重要模式，在危机的动态发展进程中显得更加复杂。从长远看来，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一模式中三者的关系，也许能够对危机中的政策制定是否得当和有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模式表明，要理解和改进危机中的政策制定，就必须对其中的互动进行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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