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是谁写的？

以下哪位是《厚黑学》的作者？（）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属于()学? A: 报应学 B: 因果学 C: 相对学 D: 厚黑学

“为人不能太老实”是属于()学? A: 厚黑学 B: 报应学 C: 相对学 D: 因果学

关于商务谈判,以下说法错误的是(<br/>) A: 商务谈判是买卖双方为了成交而进行的活动,或是为了解决买卖双方的歧,并获取各自的经济利益目标的一种方法和手段。 B: 商务谈判是一门科学,又是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于商务活动的一门艺术。 C: 商务谈判更强调经验、没有规律或科学可言。 D: 商务谈判活动涉及到专业知识,又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厚黑学、公共关系学、运筹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

《华杉讲透孙子兵法》| 张凯解读 关于作者 华杉，长期为很多知名企业做战略营销策划，畅销书作家，著有《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后来又进军出版业，策划出版了《藏地密码》《流血的仕途》等畅销书。 关于本书 《华杉讲透孙子兵法》是一本对经典兵书《孙子兵法》进行注释和解读的书。在这本书里，华杉参考了前人的注释，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书里有很多个人洞察。本书每一章都分成三个部分，包含孙子兵法的原文解释，其他名人的注释，以及华杉本人的解读。 核心内容 一、《孙子兵法》主要是讲以强胜弱，而不是讲以弱胜强； 二、孙子认为很多时候等待都是最好的策略； 三、凡事要先以失败为前提进行思考。前言 你好，欢迎你每天读本书，这一期要说的这本书叫做《华杉讲透孙子兵法》，是一本对经典进行注释和解读的书。本书一共410页，我会用大概24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一起跟着作者华杉的解读，从全新的视角重新看看《孙子兵法》这一部我国最杰出的军事理论著作。 《孙子兵法》这本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管你有没有完整地看过，也总能背上那么几句，像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些句子差不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你走进绝大多数图书馆，都可以看到《孙子兵法》会占一个角落，旁边会有各种或学术或通俗的解读，它旁边还经常躺着《三十六计》《厚黑学》这样的书，看起来好像是售卖奇谋诡计的。 实际上，《孙子兵法》这部书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兵书，它的应用已经触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商业、管理、人际关系等方面被广泛地引用，比如美国著名的军事学院西点军校就把《孙子兵法》当作他们的教学参考书。日本松下电器的总裁松下幸之助就把《孙子兵法》内化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中国历代的军事家，都会把《孙子兵法》当作制定军事战略的理论依据。 那《孙子兵法》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它写成的时候大约是春秋末期，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了。全书一共三卷十三篇，共6千多字。作者是春秋时期的将军孙武。这本书自从成书以来，被历史上很多名人解读过。第一个系统性地给它做注释的就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后来又被很多名家做注释、解读，流传到现在。得到历史认可的、公认有价值的有十一家，像曹操、杜牧、梅尧臣、张预等等。 中华书局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叫《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就是在原书的基础上，对这十一家的注释做了一个编著，那是在注释方面很权威的一本书。还有一本对孙子兵法进行白话文翻译的书，是郭化若将军的《孙子兵法译注》，那是在翻译方面比较准确的一本书。而这期音频咱们要讲的这本书《华杉讲透孙子兵法》，就是以前两本书为参考，加上华杉本人的理解写成的。 这本书的作者叫华杉，他创立的公司长期为很多知名企业做战略营销策划，后来又进军出版业，策划出版了《藏地密码》《流血的仕途》等畅销书。华杉还写过另外一本畅销书，叫《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也在营销界很出名。 在这本《华杉讲透孙子兵法》里，华杉参考了前人的注释，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书里有很多个人洞察。本书每一章都分成三个部分，包含孙子兵法的原文解释，其他名人的注释，以及华杉本人的解读。下面我选择了华杉对孙子兵法最有颠覆性的几个理解讲给你听。 我会分三个部分，说说这本书的内容。第一个部分，《孙子兵法》主要是讲以强胜弱，而不是讲以弱胜强；第二个部分，孙子认为很多时候等待都是最好的策略；第三个部分，凡事要先以失败为前提进行思考。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解释这三个部分。部分 先看第一条，《孙子兵法》主要是讲以强胜弱，而不是讲以弱胜强。 提到兵法，我们第一反应都是用“计”，想方设法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打败敌人。比如，我们都知道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周瑜5万人歼灭敌军20万余人，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淝水之战，谢玄用8万兵力把苻坚97万大军打得是落花流水，追到洛阳时，苻坚97万人就剩下10多万人了。 你看，这用兵之计使得好不好，可是关乎几十万人的生死的。所以，孙子兵法开篇就讲了这个“计”，叫做《始计篇》。那这个“计”到底作何解释呢？过去我们都听过什么“三十六计”、“缓兵之计”。这里的计和孙子兵法里讲的计又是不是一回事呢？ 别急，我们先从《孙子兵法》书中的一句话讲起，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兵者，诡道也”，全句翻译过来就是，用兵之道在于千变万化，出其不意。 这句话一出，可是误了不少人。大部分人的理解是用兵在于计谋，要多使用诡诈之术。其实错了，华杉认为，《孙子兵法》里的计并不是计谋的意思，而是通过客观分析提前计算出胜败的概率。也就是“计算”。孙子的本意也并不是提倡我们要多用计谋，耍小聪明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而是提倡我们在开战前多计算，用概率分析定胜负。赢的概率大，我们就打；赢的概率小，我们就别劳民伤财了。 在《孙子兵法》中原文中也有提到这个观点，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思就是军事是国家的大事，是人命关天的事，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仔细审察。这句话孙子就在倡导人们要有敬畏心，应该评估各种因素，发现自己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了，已经非常强大了，已经必胜无疑了，这时候才可以开战。所以《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是教人们以强胜弱，而不是以弱胜强。 这个核心思想可能和我们过去的认知有点不一样，过去我们听过最多的就是诸葛亮用空城计、草船借箭等各种计谋取得胜利。就连现在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竞争博弈，很多CEO们也都在借鉴诸葛亮的权益计谋，学他如何用计以小博大。我们得到APP之前解读过一本书叫《柔道战略》，整本书讲的都是企业中，小公司如何靠用计战胜大公司。 不过华杉认为，诸葛亮的计并不是《孙子兵法》里强调的计，《孙子兵法》里强调的计，叫五事七计，可不是诸葛亮的计谋之计。啥叫五事七计呢？这是《孙子兵法》里提出的衡量自己和衡量对手的参考指标，五事是指“道、天、地、将、法”，分别指政治、天时、地利、将帅素质、军事体制等五个方面。 七计，就是问自己七个问题，这次出兵是不是合乎道义，带兵的将军有没有本事，天气怎么样，地理环境怎么样，军队有没有规矩，武器和对方对比谁更强，士兵平时有没有经常操练，军队奖惩机制是不是很明确等。 说完了五事七计是什么意思，我们再回过头看诸葛亮的决策，就能理解为什么诸葛亮的计并不是最优之选了。比如，诸葛亮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六出祁山北伐曹魏，掏空蜀国的国力，可最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反倒加速了蜀国的灭亡进程。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去打仗，这在兵法上就是对战争没有敬畏心的表现。 那你要问：“诸葛亮是个赌徒吗？”也不是，他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不打无把握之仗，一看不行了就撤军，所以华杉认为，既然如此，那你当初又何必要发兵呢。所以，诸葛亮的计，是计得糊涂。 《孙子兵法》里就提到一点，叫“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会打仗的人，他们的功绩都是看起来很平常的，根本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和曲折离奇的故事，都是靠自己的实力去碾压对手，这也是曾国藩经常说的，结硬寨，打呆仗。真正的胜战，看上去是平淡无奇，没有故事的。为啥？因为在开战前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 所以华杉认为，《孙子兵法》讲究的是不战，他主张战斗应该以强胜弱，在开战前就决定胜负，而不是那种用奇谋诡计，玩以弱胜强的戏剧性游戏。对自己的决策保有敬畏心，确定自己处在绝对优势下再行动，这是《孙子兵法》教给我们的道理。前面说的是第一点，《孙子兵法》主要是讲以强胜弱，而不是讲以弱胜强。下面我们说第二点，等待，很多时候都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部分 先说个段子，说日本在战国时代，有三个英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有一天这三个人一起遛鸟，结果那只鸟怎么都不叫，怎么办呢？织田信长就说：“不叫就把它杀了，看它叫不叫。”丰臣秀吉就说：“不用杀，叫就给点奖励，不叫就给点惩罚，这样肯定会叫的。”最后问到德川家康有什么好办法，德川家康就慢悠悠地说：“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就行了，它是一只鸟，早晚会叫的。” 这当然是后人编出来的一个小段子，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等待，有时候就是最好的选择。三个人里面，德川家康作战不一定最勇猛，但却是最有耐心、最能等的人。结果就是，德川家康活的时间最长，而且最终统一了日本。 古代欧洲著名的军事统帅汉尼拔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意思是说要在进攻中寻找机会，让敌人没有喘息的时间。但是作者认为，孙子兵法很多内容都体现了等待的重要性，很多时候，等待比进攻更重要。比如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这句话有点长，而且有点绕，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古代善于打仗的人，都是先管好自己，把自己防守得严严实实的，摆出一个不可战胜的形，然后再等待时机，攻击敌人。你自己能不能被打败，那是你的事，别人能不能被打败，那得看他们有没有给你机会，有没有失误。如果别人是无懈可击的，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取胜的，这时候能做什么呢?只有等。等什么呢？等对方失误，等待形势变化。那什么是形势呢？其实这两个字应该分开看。形，指的是在做事前就要看好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势，指的是开始做事之后，要观察态势，遇到问题随机应变。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一点，认为等待就是不作为，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必须要不断地折腾，自己才能有一种心安的感觉。其实这是一种战略焦虑。实际上，不出手并不是不作为，这是积累、蓄力的过程。等待自己的力量慢慢壮大，等待对方出现失误，等待形势的变化，只要一有机会，果断出手，抓住就打，一击决定胜负，这就是等待的价值。成功必须有大量的、充分的、长期的积累，只有这样才能活在他人的想象之外。 《孙子兵法》中还有一句话把这个“等”的思想说得很透彻。书中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说跟敌人相比，自己力量不足的时候，就应该老老实实防守；等到自己有余力，而且有很多余力的时候，再发动压倒性的进攻。可以看出来，孙子的战争思想是偏保守的。战斗不能轻易打响，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不该贸然出击，而是要积蓄自己的力量，等到有十足把握的时候再出手。 其实，这句话不但体现了孙子提倡防守，提倡等待的思想，还有一个思想就是保全，不光要保全自己，也要保全全城的物资，甚至还要保全敌人，最好连对方的人也不要杀。最好的办法就是壮大自己的声势，敌人一看到我们铺天盖地的战斗力，他们的战斗意志瞬间就瓦解了，放下武器投降，最后投靠我们，那我们的军队就会更加壮大，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认为，胜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降服敌人，实现安定。也就是说，打赢几场战斗没有意义，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绝对的优势一次性解决敌人，让敌人丧失战斗意志，才算真正赢得了战争。所以这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就是说，别以为防守、等待是没有价值的，在等待中积累自己的实力，不做无意义的消耗，最后用绝对的实力保全自己，甚至保全敌人，这才是战斗的最高境界。 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在自己的领域精耕细作，就是守，跑去其他领域拓展业务，就是攻。就个人而言也是一样，行行出状元，在一个专业里专注，坚持，五年成专家，十年成权威，这也是守。守得住一个领域，守得住一个位置，就总能活在他人的想象之外。 那什么叫“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呢？就是你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对方是没有还手的余地的。九天之上是啥意思，就是你和对方不在一个层次，不在一个维度，不在一个战场。动于九天之上的人，根本没有觉得自己在和谁竞争，只是那些被他带起的风刮倒的人，自己觉得自己的东西被别人给抢走了。所以善于等待，善于积累，等到时机到的时候，横空出世，人人都是看你在动于九天之上，这时候别人想学你，哪里学得来，得坐时光机回到N年前重新开始学。他们看到的都不是你成功的原因。这个原因估计只有你自己知道，那就是等待给你带来的竞争力。 前面说了第二点，孙子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等待是最好的策略，做大事的人要耐得住寂寞，寻找正确的时机出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孙子做事的方法是非常谨慎的，这种谨慎，也是整本书的一个主要基调。孙子自始至终都在强调，做任何事之前，都要考虑三个因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风险，其次才是代价和利益。 第三部分 孙子强调，做任何事要以失败为前提进行思考。开干之前，先想清楚，如果失败了怎么办，这和我们通常做事的思路不一样，通常情况下，我们做事都是以成功为前提假设进行思考，大家都是奔着把这事做成去的，所以整个过程都围绕如何成功展开。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很正常吗？不教我们成功，难道教我们失败吗？华杉认为，《孙子兵法》的出发点还真不是以成功为前提思考问题的，而是以失败为前提。假如孙子开始做一件事儿，他会先假设，这个事失败了会怎样，然后所有的思考、分析、判断、谋划和决策，都开始围绕如何避免失败、减少代价而展开，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想办法取得成功。 从《孙子兵法》这本书的内容结构就可以看出来。比如，第一篇《始计篇》主要讲评估风险，从第二篇《作战篇》开始，就讲费用计算，资源保障。处处都是以失败为前提进行思考的。书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意思就是说，要出十万兵，我们要把需要花费的东西都算清楚，这些不算清楚就出兵，就很容易失败，还不如不出兵。特别是这段话里的最后几句，“千里馈粮”，我们得给前线的部队运粮食。在古代，运粮食可不是个小事，假如要远征敌人，出发时有十车粮食，运到前线就只能给两车，为啥呢？因为有四车被运粮食的部队在途中吃掉了，还有四车也不能给，得留着在回来的路上吃。这个送达率都算是高的。有人在这一句旁边注解说，千里之外运粮食，还需要二十人养一人，也就是二十个人的口粮才能运一个士兵的口粮，你会发现，这个消耗得多大。更何况还要加上其他车甲器械的费用，这些都是钱，成本大大增加。 你看，孙子他在做一件事时，非常务实，他反复地算账，强调战争很贵，人很贵，马很贵，粮食很贵，战争成本太高，最好不要打，就算能打赢，也要算账，看划不划得来。打赢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一定有多大好处；打输了，国破家亡，命也没有了，更是得不偿失。所以孙子并不因为自己是个军人，就鼓励自己的主子使劲打仗。在决定要不要打仗时，他会仔细地算账，权衡利弊，所有的前提假设都是以避免失败为前提，而不是以取得成功为前提的。 华杉认为，经营公司和打仗一样，也要以失败为前提进行思考。为什么有的人创业，能专注深耕一个领域，十年如一日，二十年磨一剑，最终成为行业领袖。而另一些人东一头，西一头，今天干这，明天干那，最后沦落为一个创业失败的专业户。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前者不一定是有特别的大智慧，而是一个“失败前提思考者”。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觉得是风险，他首先假设干不成，把自己逼到绝境去设想应对风险的策略，最后他成了集大成者。后一种人呢，他是“成功前提思考者”，听到什么都觉得是大机会，是不能错过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害怕错过，最后啥也没得到，一直在创业浪潮中翻滚，也不见起色。 书中还有一句话：“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啥意思呢？不完全理解用兵的害处，就不可能知道它的好处。做事最好先考虑失败，再想着得到的好处。就像我们现在的创业一样。创业和打仗很相似，都是九死一生的事情，有可能比打仗的胜算还低十倍，因为打仗就是两方打，不是你胜就是我胜。 创业经营公司就不是，你以为和竞争对手在打，其实都是和市场的变化在打。市场环境本来就没有义务帮助创业者，所以在创业时，先能避害，才能趋利。因为利益今天没有了，明天可能还有，但是致命的伤害却有可能让我们输掉老本，彻底出局。所以避害比趋利重要得多。这里并不是在比较哪一种思维更好，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孙子在这里是提醒我们，做事前要充分考虑好风险，战争和生意一样，还是谨慎为好。 除了保持谨慎，避免失败之外，孙子对失败还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那就是学会认输。书里是这样说的：“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大概意思就是说，要衡量敌我双方兵力的差距，来确定下一步作战的行动，如果弱小的军队与敌人硬拼，就只能成为强大军队的俘虏。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孙子是一个极其保守的人，先胜后战，没有胜算就不要打，只要兵比对方少，那就坚决不要打，速速逃走，先走为上。这一点好像和我们平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故事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特别是你看历史上到处都是以少胜多的例子，巨鹿之战、官渡之战、宁远之战，很多很多。 怎么就不能打呢？其实这在管理学中就叫做“沉默的证据”。真正的大概率事件，都是沉默无言的，而那些小概率事件，往往被大肆宣传。那些逃跑的将军们，自然是不会大肆宣扬自己的败绩的，而那些以强胜弱的战役，因为太平常，也没有什么好传播的。几千年来，这样的以弱胜强的小概率事件加起来，看起来反而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了。 人性的特点就是要赢，谁都不喜欢输，认输在很多时候也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但是现实就是现实，现实中你做的事往往就是会输。认输才会赢，这句话大家都还能勉强接受，毕竟最后还是会赢。但是如果最后还是输呢，你能不能接受失败？这是孙子提出的一个问题。 所以本书的作者华杉说，当你真正地去学习《孙子兵法》之前，你可能以为这是一部教你怎么取胜的秘籍，它当然也是，但是，如果你在兵法中学会了接受失败，才算是真正看懂了这本书。 总结 回顾一下，这本书中，我们说了三个观点。 第一个，《孙子兵法》主要是讲以强胜弱，而不是讲以弱胜强。对自己的决策抱有敬畏心，确定自己处在绝对优势下再行动，这是《孙子兵法》教给我们的道理。 第二个，孙子认为等待很多时候都是最好的策略，做大事的人要耐得住寂寞，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 第三个，凡事要先以失败为前提进行思考。做任何事之前，一是考虑风险，二是考虑代价，第三才是考虑利益。一切的思考围绕避免失败开始，最后要能做到坦然地接受失败。其实《孙子兵法》讲来讲去，都是在强调基本功，告诫人们抓住基本面，管好自己，修炼自己，等自己强了，再等待时机，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要大获全胜，先胜后战，一战而定。 请回答： 结合实际回答为什么说等待比进攻更重要

新时代与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节选)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如同一艘巨轮行驶在大海上需要不断比对目的地、校准航向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前进道路上也需要不断比对目标、校准航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实践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六年，既是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的六年，也是对改革开放航向不断对表对标、校准偏差的六年。这种校准，既有针对过去工作不足而进行的纠偏和补救，也有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和形势发展需要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新时代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六点。 一、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方法论 ^^^^^^^^^^^^^^^^^^ 二、关于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三、关于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 ^^^^^^^^^^^^^^^^^^^^^^^^ 四、关于改革开放的立足点 我们党历来主张，把革命、建设、改革的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说过：“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要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千方百计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另一方面，面对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赫鲁晓夫集团中断援助的困难，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仅形成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而且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把进口国外先进设备也当成“洋奴哲学”“卖国主义”。改革开放后，通过拨乱反正，纠正了这种极“左”错误，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认为凡是能从国外买到的，就不必自己重走研发的老路。4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大幅度攀升，科技水平也有长足进步，然而从总体看，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不足、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核心技术研发缺乏像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等大公司那样的强强联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以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为主，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低端，很多关键和核心的技术、材料、零部件、设备都受制于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就与我们的外部条件改善后，自力更生意识弱化有很大关系。对此，历届党中央虽然都很重视，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等战略，逐步加大了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中国制造2025”，要求破除一切妨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科技蕴藏的潜能。这表明，新时代在改革开放的立足点上，同样做出了校准。 对于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主要从以下三个关系上进行了论述。 首先，是大国与强国、经济规模与科技水平的关系。他指出：“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规模大小。历史上，我国曾长期位居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经济总量一度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技术落后和工业化水平低，近代以来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由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落后于人，西方列强才得以用坚船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中国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根子就是技术落后。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要牢牢记取。”“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其次，是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说：“总体上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他指出：“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我们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自从美国发动贸易战以来，他更是多次强调：“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要发扬光大“两弹一星”精神，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核心技术突破，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后，是体制机制改革与科技创新的关系。他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解决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的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环节衔接不紧的症结，“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他为此具体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惩治侵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完善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组建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创新型企业；加快军民融合式的发展步伐，发挥军民各自优势。他尤其提到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建立更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制定更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回国创业或来中国工作。他特别提出，要使优秀的科技人才“名利双收”，“名就是荣誉，利就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回报，其中拥有产权是最大激励”。“如果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谈不上创新驱动。” 除了对体制改革的立足点做出上述校准，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顶层设计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作用。他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他指出：“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想法，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难以成事的。”不难看出，这些论述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在自主创新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实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五、关于改革开放的自主性 改革开放搞得对不对、好不好，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张为标准，还是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标准？这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伊始就一直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他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事实说明，这股思潮后来果然不断变换花样，近些年比较突出的有两个表现：一个叫西方“宪政”，一个叫“普世价值”。受此影响，我们党内也出现应当“把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给共产党改名”“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允许其他政党和共产党竞争”“让共产党组织从各级机关中退出”“实行军队国家化”等种种论调。有的人还以所谓“不争论”为借口，反对与这些错误主张正面交锋，说什么这样会把它们“炒热”。对此，党中央在新时代给予了一一驳斥，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针对中国能否以西方所谓“宪政”为模板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说，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广泛、充足的权利和自由，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 针对给“中国共产党改名”和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种种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他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2018年年初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说道：“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 针对以所谓“不争论”为幌子，放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任凭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大行其道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指鹿为马，三人成虎，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他要求，对一切错误的言行都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的放矢，正面交锋”。 为什么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所谓“宪政”呢？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我们对自己的制度要有自信。他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第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他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十六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第三，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而归于一尊。他说：“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第四，我国的实践证明，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只有西方制度一种模式。他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第五，把西方政治制度当成范本是西方挑动别国动乱的惯用伎俩。他说：“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但是，“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坚定”。“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为什么对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不能默不作声，必须及时反驳呢？习近平总书记分析道，这是因为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首先，要有政权意识和阵地意识。他说：“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其次，要有敌情观念。他说：各种敌对势力要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再次，要有责任意识。他说：现在，一方面“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他强调：“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党报党刊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他还要求，对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不仅必须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不仅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而且“对发出正义声音而受到围攻的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决力挺”。 在阐述对于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必须及时反驳的道理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重视互联网上斗争的问题。他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有同志讲，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看，他们的互联网活动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他还在2015年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既充分证明了当年党中央的风险预判，也充分显示了党中央的抗风险能力。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时代对于改革开放的自主性的强调，对于西方“宪政”“普世价值”一类思潮的批判，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鲜明。这无疑也是新时代对于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 六、关于改革开放中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在改革开放前也存在，但改革开放后较之那时确有许多不同表现。比如，在党风中，有的搞权钱交易，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甚至“明码标价、批发官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的一个人办好几个身份证、好几本护照、好几本港澳通行证，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自己当“裸官”，甚至自己也持有外国绿卡；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充斥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等等。在社会风气中，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中没有善恶，行为缺少底线，什么假食品药品也敢造，什么瘦肉精、孔雀石绿也敢用，什么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事也敢干；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黑社会性质组织此起彼伏；网上充斥虚假、诈骗、暴力、色情信息，甚至利用网络制造谣言、教唆犯罪、歪曲历史、污蔑烈士；一些文艺工作者甘当市场奴隶，急于把作品兑换成人民币，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以丑为美。所有这些虽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的问题，但确实是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环境下出现的，是一些人把市场规律无限扩大的结果。对此，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提醒全党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绝不能让商品经济的原则渗透到党内来，并且出台了许多相关规章、制度、法律，进行了多次整党整风教育活动和打击经济犯罪及黑恶势力的斗争。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的还愈演愈烈。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在这些方面加大了整治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后来，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但党风、社会风气中的问题没有得到相应解决，有些反而更加严重。对其原因，习近平总书记从两方面作了分析。他认为，在客观上，改革“不注意配套和衔接，不注意时序和步骤，也容易产生体制机制上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寻租、搞腐败的机会。”“这些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见识过的，一些人就是利用新旧制度转换的落差和时差来牟取私利、中饱私囊的。价格双轨制，肥了多少人？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从主观上看，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抓不敢管，抱着‘鸵鸟心态’，唯恐得罪人、丢选票”。他批评有的宣传干部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党管媒体，说什么“现在是‘资本为王’的‘资本媒体’、‘商业媒体’时代，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再提坚持党管媒体没有意义”，因此没有能牢牢“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 针对党风方面的问题，党中央自十八大后突出强调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出台了“中央八项规定”，惩治了一批严重贪腐、触犯法律的高级干部，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强化了党的组织纪律、巡视监督，集中清理了裸官、档案造假等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些措施“总的来讲，都是围绕着解决管党治党、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这样的问题”。他提出，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明纪律做起，“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从严治党，要“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针对一些人关于对党员、干部要求是否过严的质疑，他指出：“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对于社会风气方面的问题，党中央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也提出了一系列有破有立的应对措施。例如，对于社会治理层面的问题，开展了专项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黄赌毒现象、黑社会性质犯罪等，露头就要打，不能让它们形成气候。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重点问题……要强化治理和管理。”要“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着力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他特别要求一定要管好互联网，说“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对于精神层面的问题，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对于文艺作品在引领社会风气、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他说：“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他就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强调，一定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 总之，新时代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治，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既包括内政，也包括外交、国防，上文中言及的六点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之所以能作出这些校准，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新时代较之前些年的改革开放有了更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积累得更丰富，问题暴露得也更充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解决了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关系的认识问题，从而为贯通总结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经验，为与改革开放的初心对表对标、发现偏差和不足，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当然，在这些问题中，有的距离根本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的则刚刚开始着手解决。但无论哪种情况，关键在于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只要我们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航向继续前进，一如既往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抵达光辉的彼岸。 问题：以下说法符合文中观点的是（ ）

新时代与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节选)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如同一艘巨轮行驶在大海上需要不断比对目的地、校准航向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前进道路上也需要不断比对目标、校准航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实践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六年，既是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的六年，也是对改革开放航向不断对表对标、校准偏差的六年。这种校准，既有针对过去工作不足而进行的纠偏和补救，也有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和形势发展需要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新时代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六点。 一、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方法论 ^^^^^^^^^^^^^^^^^^ 二、关于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三、关于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 ^^^^^^^^^^^^^^^^^^^^^^^^ 四、关于改革开放的立足点 我们党历来主张，把革命、建设、改革的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说过：“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要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千方百计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另一方面，面对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赫鲁晓夫集团中断援助的困难，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仅形成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而且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把进口国外先进设备也当成“洋奴哲学”“卖国主义”。改革开放后，通过拨乱反正，纠正了这种极“左”错误，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认为凡是能从国外买到的，就不必自己重走研发的老路。4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大幅度攀升，科技水平也有长足进步，然而从总体看，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不足、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核心技术研发缺乏像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等大公司那样的强强联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以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为主，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低端，很多关键和核心的技术、材料、零部件、设备都受制于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就与我们的外部条件改善后，自力更生意识弱化有很大关系。对此，历届党中央虽然都很重视，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等战略，逐步加大了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中国制造2025”，要求破除一切妨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科技蕴藏的潜能。这表明，新时代在改革开放的立足点上，同样做出了校准。 对于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主要从以下三个关系上进行了论述。 首先，是大国与强国、经济规模与科技水平的关系。他指出：“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规模大小。历史上，我国曾长期位居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经济总量一度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技术落后和工业化水平低，近代以来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由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落后于人，西方列强才得以用坚船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中国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根子就是技术落后。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要牢牢记取。”“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其次，是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说：“总体上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他指出：“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我们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自从美国发动贸易战以来，他更是多次强调：“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要发扬光大“两弹一星”精神，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核心技术突破，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后，是体制机制改革与科技创新的关系。他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解决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的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环节衔接不紧的症结，“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他为此具体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惩治侵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完善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组建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创新型企业；加快军民融合式的发展步伐，发挥军民各自优势。他尤其提到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建立更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制定更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回国创业或来中国工作。他特别提出，要使优秀的科技人才“名利双收”，“名就是荣誉，利就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回报，其中拥有产权是最大激励”。“如果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谈不上创新驱动。” 除了对体制改革的立足点做出上述校准，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顶层设计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作用。他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他指出：“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想法，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难以成事的。”不难看出，这些论述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在自主创新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实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五、关于改革开放的自主性 改革开放搞得对不对、好不好，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张为标准，还是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标准？这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伊始就一直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他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事实说明，这股思潮后来果然不断变换花样，近些年比较突出的有两个表现：一个叫西方“宪政”，一个叫“普世价值”。受此影响，我们党内也出现应当“把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给共产党改名”“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允许其他政党和共产党竞争”“让共产党组织从各级机关中退出”“实行军队国家化”等种种论调。有的人还以所谓“不争论”为借口，反对与这些错误主张正面交锋，说什么这样会把它们“炒热”。对此，党中央在新时代给予了一一驳斥，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针对中国能否以西方所谓“宪政”为模板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说，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广泛、充足的权利和自由，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 针对给“中国共产党改名”和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种种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他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2018年年初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说道：“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 针对以所谓“不争论”为幌子，放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任凭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大行其道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指鹿为马，三人成虎，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他要求，对一切错误的言行都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的放矢，正面交锋”。 为什么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所谓“宪政”呢？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我们对自己的制度要有自信。他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第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他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十六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第三，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而归于一尊。他说：“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第四，我国的实践证明，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只有西方制度一种模式。他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第五，把西方政治制度当成范本是西方挑动别国动乱的惯用伎俩。他说：“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但是，“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坚定”。“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为什么对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不能默不作声，必须及时反驳呢？习近平总书记分析道，这是因为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首先，要有政权意识和阵地意识。他说：“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其次，要有敌情观念。他说：各种敌对势力要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再次，要有责任意识。他说：现在，一方面“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他强调：“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党报党刊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他还要求，对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不仅必须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不仅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而且“对发出正义声音而受到围攻的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决力挺”。 在阐述对于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必须及时反驳的道理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重视互联网上斗争的问题。他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有同志讲，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看，他们的互联网活动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他还在2015年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既充分证明了当年党中央的风险预判，也充分显示了党中央的抗风险能力。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时代对于改革开放的自主性的强调，对于西方“宪政”“普世价值”一类思潮的批判，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鲜明。这无疑也是新时代对于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 六、关于改革开放中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在改革开放前也存在，但改革开放后较之那时确有许多不同表现。比如，在党风中，有的搞权钱交易，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甚至“明码标价、批发官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的一个人办好几个身份证、好几本护照、好几本港澳通行证，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自己当“裸官”，甚至自己也持有外国绿卡；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充斥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等等。在社会风气中，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中没有善恶，行为缺少底线，什么假食品药品也敢造，什么瘦肉精、孔雀石绿也敢用，什么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事也敢干；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黑社会性质组织此起彼伏；网上充斥虚假、诈骗、暴力、色情信息，甚至利用网络制造谣言、教唆犯罪、歪曲历史、污蔑烈士；一些文艺工作者甘当市场奴隶，急于把作品兑换成人民币，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以丑为美。所有这些虽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的问题，但确实是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环境下出现的，是一些人把市场规律无限扩大的结果。对此，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提醒全党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绝不能让商品经济的原则渗透到党内来，并且出台了许多相关规章、制度、法律，进行了多次整党整风教育活动和打击经济犯罪及黑恶势力的斗争。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的还愈演愈烈。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在这些方面加大了整治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后来，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但党风、社会风气中的问题没有得到相应解决，有些反而更加严重。对其原因，习近平总书记从两方面作了分析。他认为，在客观上，改革“不注意配套和衔接，不注意时序和步骤，也容易产生体制机制上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寻租、搞腐败的机会。”“这些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见识过的，一些人就是利用新旧制度转换的落差和时差来牟取私利、中饱私囊的。价格双轨制，肥了多少人？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从主观上看，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抓不敢管，抱着‘鸵鸟心态’，唯恐得罪人、丢选票”。他批评有的宣传干部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党管媒体，说什么“现在是‘资本为王’的‘资本媒体’、‘商业媒体’时代，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再提坚持党管媒体没有意义”，因此没有能牢牢“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 针对党风方面的问题，党中央自十八大后突出强调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出台了“中央八项规定”，惩治了一批严重贪腐、触犯法律的高级干部，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强化了党的组织纪律、巡视监督，集中清理了裸官、档案造假等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些措施“总的来讲，都是围绕着解决管党治党、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这样的问题”。他提出，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明纪律做起，“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从严治党，要“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针对一些人关于对党员、干部要求是否过严的质疑，他指出：“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对于社会风气方面的问题，党中央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也提出了一系列有破有立的应对措施。例如，对于社会治理层面的问题，开展了专项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黄赌毒现象、黑社会性质犯罪等，露头就要打，不能让它们形成气候。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重点问题……要强化治理和管理。”要“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着力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他特别要求一定要管好互联网，说“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对于精神层面的问题，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对于文艺作品在引领社会风气、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他说：“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他就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强调，一定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 总之，新时代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治，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既包括内政，也包括外交、国防，上文中言及的六点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之所以能作出这些校准，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新时代较之前些年的改革开放有了更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积累得更丰富，问题暴露得也更充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解决了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关系的认识问题，从而为贯通总结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经验，为与改革开放的初心对表对标、发现偏差和不足，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当然，在这些问题中，有的距离根本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的则刚刚开始着手解决。但无论哪种情况，关键在于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只要我们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航向继续前进，一如既往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抵达光辉的彼岸。 问题：改革开放的立足点是（）

新时代与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节选)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如同一艘巨轮行驶在大海上需要不断比对目的地、校准航向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前进道路上也需要不断比对目标、校准航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实践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六年，既是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的六年，也是对改革开放航向不断对表对标、校准偏差的六年。这种校准，既有针对过去工作不足而进行的纠偏和补救，也有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和形势发展需要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新时代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六点。 一、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方法论 ^^^^^^^^^^^^^^^^^^ 二、关于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三、关于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 ^^^^^^^^^^^^^^^^^^^^^^^^ 四、关于改革开放的立足点 我们党历来主张，把革命、建设、改革的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说过：“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要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千方百计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另一方面，面对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赫鲁晓夫集团中断援助的困难，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仅形成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而且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把进口国外先进设备也当成“洋奴哲学”“卖国主义”。改革开放后，通过拨乱反正，纠正了这种极“左”错误，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认为凡是能从国外买到的，就不必自己重走研发的老路。4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大幅度攀升，科技水平也有长足进步，然而从总体看，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不足、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核心技术研发缺乏像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等大公司那样的强强联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以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为主，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低端，很多关键和核心的技术、材料、零部件、设备都受制于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就与我们的外部条件改善后，自力更生意识弱化有很大关系。对此，历届党中央虽然都很重视，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等战略，逐步加大了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中国制造2025”，要求破除一切妨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科技蕴藏的潜能。这表明，新时代在改革开放的立足点上，同样做出了校准。 对于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主要从以下三个关系上进行了论述。 首先，是大国与强国、经济规模与科技水平的关系。他指出：“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规模大小。历史上，我国曾长期位居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经济总量一度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技术落后和工业化水平低，近代以来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由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落后于人，西方列强才得以用坚船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中国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根子就是技术落后。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要牢牢记取。”“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其次，是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说：“总体上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他指出：“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我们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自从美国发动贸易战以来，他更是多次强调：“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要发扬光大“两弹一星”精神，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核心技术突破，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后，是体制机制改革与科技创新的关系。他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解决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的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环节衔接不紧的症结，“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他为此具体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惩治侵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完善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组建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创新型企业；加快军民融合式的发展步伐，发挥军民各自优势。他尤其提到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建立更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制定更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回国创业或来中国工作。他特别提出，要使优秀的科技人才“名利双收”，“名就是荣誉，利就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回报，其中拥有产权是最大激励”。“如果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谈不上创新驱动。” 除了对体制改革的立足点做出上述校准，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顶层设计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作用。他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他指出：“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想法，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难以成事的。”不难看出，这些论述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在自主创新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实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五、关于改革开放的自主性 改革开放搞得对不对、好不好，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张为标准，还是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标准？这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伊始就一直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他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事实说明，这股思潮后来果然不断变换花样，近些年比较突出的有两个表现：一个叫西方“宪政”，一个叫“普世价值”。受此影响，我们党内也出现应当“把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给共产党改名”“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允许其他政党和共产党竞争”“让共产党组织从各级机关中退出”“实行军队国家化”等种种论调。有的人还以所谓“不争论”为借口，反对与这些错误主张正面交锋，说什么这样会把它们“炒热”。对此，党中央在新时代给予了一一驳斥，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针对中国能否以西方所谓“宪政”为模板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说，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广泛、充足的权利和自由，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 针对给“中国共产党改名”和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种种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他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2018年年初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说道：“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 针对以所谓“不争论”为幌子，放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任凭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大行其道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指鹿为马，三人成虎，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他要求，对一切错误的言行都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的放矢，正面交锋”。 为什么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所谓“宪政”呢？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我们对自己的制度要有自信。他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第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他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十六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第三，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而归于一尊。他说：“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第四，我国的实践证明，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只有西方制度一种模式。他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第五，把西方政治制度当成范本是西方挑动别国动乱的惯用伎俩。他说：“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但是，“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坚定”。“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为什么对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不能默不作声，必须及时反驳呢？习近平总书记分析道，这是因为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首先，要有政权意识和阵地意识。他说：“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其次，要有敌情观念。他说：各种敌对势力要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再次，要有责任意识。他说：现在，一方面“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他强调：“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党报党刊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他还要求，对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不仅必须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不仅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而且“对发出正义声音而受到围攻的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决力挺”。 在阐述对于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必须及时反驳的道理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重视互联网上斗争的问题。他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有同志讲，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看，他们的互联网活动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他还在2015年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既充分证明了当年党中央的风险预判，也充分显示了党中央的抗风险能力。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时代对于改革开放的自主性的强调，对于西方“宪政”“普世价值”一类思潮的批判，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鲜明。这无疑也是新时代对于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 六、关于改革开放中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在改革开放前也存在，但改革开放后较之那时确有许多不同表现。比如，在党风中，有的搞权钱交易，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甚至“明码标价、批发官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的一个人办好几个身份证、好几本护照、好几本港澳通行证，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自己当“裸官”，甚至自己也持有外国绿卡；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充斥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等等。在社会风气中，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中没有善恶，行为缺少底线，什么假食品药品也敢造，什么瘦肉精、孔雀石绿也敢用，什么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事也敢干；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黑社会性质组织此起彼伏；网上充斥虚假、诈骗、暴力、色情信息，甚至利用网络制造谣言、教唆犯罪、歪曲历史、污蔑烈士；一些文艺工作者甘当市场奴隶，急于把作品兑换成人民币，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以丑为美。所有这些虽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的问题，但确实是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环境下出现的，是一些人把市场规律无限扩大的结果。对此，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提醒全党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绝不能让商品经济的原则渗透到党内来，并且出台了许多相关规章、制度、法律，进行了多次整党整风教育活动和打击经济犯罪及黑恶势力的斗争。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的还愈演愈烈。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在这些方面加大了整治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后来，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但党风、社会风气中的问题没有得到相应解决，有些反而更加严重。对其原因，习近平总书记从两方面作了分析。他认为，在客观上，改革“不注意配套和衔接，不注意时序和步骤，也容易产生体制机制上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寻租、搞腐败的机会。”“这些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见识过的，一些人就是利用新旧制度转换的落差和时差来牟取私利、中饱私囊的。价格双轨制，肥了多少人？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从主观上看，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抓不敢管，抱着‘鸵鸟心态’，唯恐得罪人、丢选票”。他批评有的宣传干部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党管媒体，说什么“现在是‘资本为王’的‘资本媒体’、‘商业媒体’时代，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再提坚持党管媒体没有意义”，因此没有能牢牢“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 针对党风方面的问题，党中央自十八大后突出强调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出台了“中央八项规定”，惩治了一批严重贪腐、触犯法律的高级干部，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强化了党的组织纪律、巡视监督，集中清理了裸官、档案造假等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些措施“总的来讲，都是围绕着解决管党治党、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这样的问题”。他提出，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明纪律做起，“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从严治党，要“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针对一些人关于对党员、干部要求是否过严的质疑，他指出：“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对于社会风气方面的问题，党中央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也提出了一系列有破有立的应对措施。例如，对于社会治理层面的问题，开展了专项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黄赌毒现象、黑社会性质犯罪等，露头就要打，不能让它们形成气候。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重点问题……要强化治理和管理。”要“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着力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他特别要求一定要管好互联网，说“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对于精神层面的问题，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对于文艺作品在引领社会风气、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他说：“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他就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强调，一定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 总之，新时代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治，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既包括内政，也包括外交、国防，上文中言及的六点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之所以能作出这些校准，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新时代较之前些年的改革开放有了更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积累得更丰富，问题暴露得也更充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解决了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关系的认识问题，从而为贯通总结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经验，为与改革开放的初心对表对标、发现偏差和不足，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当然，在这些问题中，有的距离根本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的则刚刚开始着手解决。但无论哪种情况，关键在于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只要我们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航向继续前进，一如既往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抵达光辉的彼岸。 问题：以下说法符合文中观点的是（）

新时代与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节选)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如同一艘巨轮行驶在大海上需要不断比对目的地、校准航向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前进道路上也需要不断比对目标、校准航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实践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六年，既是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的六年，也是对改革开放航向不断对表对标、校准偏差的六年。这种校准，既有针对过去工作不足而进行的纠偏和补救，也有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和形势发展需要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新时代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六点。 一、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方法论 ^^^^^^^^^^^^^^^^^^ 二、关于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三、关于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 ^^^^^^^^^^^^^^^^^^^^^^^^ 四、关于改革开放的立足点 我们党历来主张，把革命、建设、改革的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说过：“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要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千方百计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另一方面，面对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赫鲁晓夫集团中断援助的困难，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仅形成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而且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把进口国外先进设备也当成“洋奴哲学”“卖国主义”。改革开放后，通过拨乱反正，纠正了这种极“左”错误，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认为凡是能从国外买到的，就不必自己重走研发的老路。4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大幅度攀升，科技水平也有长足进步，然而从总体看，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不足、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核心技术研发缺乏像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等大公司那样的强强联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以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为主，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低端，很多关键和核心的技术、材料、零部件、设备都受制于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就与我们的外部条件改善后，自力更生意识弱化有很大关系。对此，历届党中央虽然都很重视，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等战略，逐步加大了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中国制造2025”，要求破除一切妨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科技蕴藏的潜能。这表明，新时代在改革开放的立足点上，同样做出了校准。 对于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主要从以下三个关系上进行了论述。 首先，是大国与强国、经济规模与科技水平的关系。他指出：“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规模大小。历史上，我国曾长期位居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经济总量一度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技术落后和工业化水平低，近代以来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由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落后于人，西方列强才得以用坚船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中国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根子就是技术落后。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要牢牢记取。”“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其次，是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说：“总体上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他指出：“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我们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自从美国发动贸易战以来，他更是多次强调：“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要发扬光大“两弹一星”精神，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核心技术突破，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后，是体制机制改革与科技创新的关系。他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解决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的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环节衔接不紧的症结，“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他为此具体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惩治侵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完善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组建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创新型企业；加快军民融合式的发展步伐，发挥军民各自优势。他尤其提到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建立更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制定更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回国创业或来中国工作。他特别提出，要使优秀的科技人才“名利双收”，“名就是荣誉，利就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回报，其中拥有产权是最大激励”。“如果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谈不上创新驱动。” 除了对体制改革的立足点做出上述校准，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顶层设计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作用。他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他指出：“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想法，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难以成事的。”不难看出，这些论述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在自主创新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实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五、关于改革开放的自主性 改革开放搞得对不对、好不好，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张为标准，还是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标准？这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伊始就一直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他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事实说明，这股思潮后来果然不断变换花样，近些年比较突出的有两个表现：一个叫西方“宪政”，一个叫“普世价值”。受此影响，我们党内也出现应当“把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给共产党改名”“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允许其他政党和共产党竞争”“让共产党组织从各级机关中退出”“实行军队国家化”等种种论调。有的人还以所谓“不争论”为借口，反对与这些错误主张正面交锋，说什么这样会把它们“炒热”。对此，党中央在新时代给予了一一驳斥，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针对中国能否以西方所谓“宪政”为模板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说，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广泛、充足的权利和自由，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 针对给“中国共产党改名”和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种种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他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2018年年初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说道：“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 针对以所谓“不争论”为幌子，放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任凭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大行其道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指鹿为马，三人成虎，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他要求，对一切错误的言行都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的放矢，正面交锋”。 为什么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所谓“宪政”呢？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我们对自己的制度要有自信。他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第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他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十六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第三，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而归于一尊。他说：“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第四，我国的实践证明，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只有西方制度一种模式。他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第五，把西方政治制度当成范本是西方挑动别国动乱的惯用伎俩。他说：“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但是，“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坚定”。“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为什么对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不能默不作声，必须及时反驳呢？习近平总书记分析道，这是因为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首先，要有政权意识和阵地意识。他说：“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其次，要有敌情观念。他说：各种敌对势力要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再次，要有责任意识。他说：现在，一方面“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他强调：“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党报党刊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他还要求，对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不仅必须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不仅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而且“对发出正义声音而受到围攻的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决力挺”。 在阐述对于宣扬“普世价值”的言论必须及时反驳的道理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重视互联网上斗争的问题。他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有同志讲，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看，他们的互联网活动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他还在2015年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既充分证明了当年党中央的风险预判，也充分显示了党中央的抗风险能力。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时代对于改革开放的自主性的强调，对于西方“宪政”“普世价值”一类思潮的批判，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鲜明。这无疑也是新时代对于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 六、关于改革开放中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在改革开放前也存在，但改革开放后较之那时确有许多不同表现。比如，在党风中，有的搞权钱交易，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甚至“明码标价、批发官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的一个人办好几个身份证、好几本护照、好几本港澳通行证，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自己当“裸官”，甚至自己也持有外国绿卡；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充斥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等等。在社会风气中，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中没有善恶，行为缺少底线，什么假食品药品也敢造，什么瘦肉精、孔雀石绿也敢用，什么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事也敢干；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黑社会性质组织此起彼伏；网上充斥虚假、诈骗、暴力、色情信息，甚至利用网络制造谣言、教唆犯罪、歪曲历史、污蔑烈士；一些文艺工作者甘当市场奴隶，急于把作品兑换成人民币，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以丑为美。所有这些虽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的问题，但确实是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环境下出现的，是一些人把市场规律无限扩大的结果。对此，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提醒全党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绝不能让商品经济的原则渗透到党内来，并且出台了许多相关规章、制度、法律，进行了多次整党整风教育活动和打击经济犯罪及黑恶势力的斗争。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的还愈演愈烈。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在这些方面加大了整治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后来，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但党风、社会风气中的问题没有得到相应解决，有些反而更加严重。对其原因，习近平总书记从两方面作了分析。他认为，在客观上，改革“不注意配套和衔接，不注意时序和步骤，也容易产生体制机制上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寻租、搞腐败的机会。”“这些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见识过的，一些人就是利用新旧制度转换的落差和时差来牟取私利、中饱私囊的。价格双轨制，肥了多少人？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从主观上看，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抓不敢管，抱着‘鸵鸟心态’，唯恐得罪人、丢选票”。他批评有的宣传干部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党管媒体，说什么“现在是‘资本为王’的‘资本媒体’、‘商业媒体’时代，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再提坚持党管媒体没有意义”，因此没有能牢牢“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 针对党风方面的问题，党中央自十八大后突出强调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出台了“中央八项规定”，惩治了一批严重贪腐、触犯法律的高级干部，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强化了党的组织纪律、巡视监督，集中清理了裸官、档案造假等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些措施“总的来讲，都是围绕着解决管党治党、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这样的问题”。他提出，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明纪律做起，“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从严治党，要“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针对一些人关于对党员、干部要求是否过严的质疑，他指出：“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对于社会风气方面的问题，党中央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也提出了一系列有破有立的应对措施。例如，对于社会治理层面的问题，开展了专项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黄赌毒现象、黑社会性质犯罪等，露头就要打，不能让它们形成气候。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重点问题……要强化治理和管理。”要“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着力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他特别要求一定要管好互联网，说“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对于精神层面的问题，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对于文艺作品在引领社会风气、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他说：“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他就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强调，一定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 总之，新时代对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治，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既包括内政，也包括外交、国防，上文中言及的六点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之所以能作出这些校准，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新时代较之前些年的改革开放有了更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积累得更丰富，问题暴露得也更充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解决了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关系的认识问题，从而为贯通总结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经验，为与改革开放的初心对表对标、发现偏差和不足，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当然，在这些问题中，有的距离根本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的则刚刚开始着手解决。但无论哪种情况，关键在于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只要我们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航向继续前进，一如既往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抵达光辉的彼岸。 问题：改革开放的立足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