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又称伯明翰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霍尔、莫利等人为代表。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并通过这种功能从事社会“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成为现代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简单而言,“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1)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2)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3）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来说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4)尽管如此，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却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①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preferred reading)，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②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③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霍尔的传播理论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恢复了受众在传播中的本原位置—一传者和受众的关系是平等的。在此之前，美国的传播研究模式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受众被视为大众文化被动的消费者，霍尔彻底地打破了这一格局,赋予文化生产与接收以新的分析语汇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