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书画史上的重要时期，封建社会内部有较为明显的变化，从明代中期开始，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农业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促使封建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再加上明清之际改朝换代所带来的各种矛盾，更加剧了这种变化。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出现活跃的局面，流派纷争，墨守陈规与法古出新的对立较前更为鲜明。在书法上，以张端图、黄道周、王铎、倪元路、傅山等为代表，他们继明中期以来徐渭、祝允明、陈道复等奔放的书风，纵笔取势，形成沉郁苍劲和怪伟奇杰的特征，如“黄石斋（道周）之崖岸，倪鸿宝（元路）之萧逸，王觉斯（铎）之腾掷。明之后劲，终当属此数公，玄宰实未能迈之也”。（马宗霍《书林藻鉴》）在盛行书坛的董其昌雅逸明秀书风之外另辟蹊径，别开刚健新风，起到震撼流俗萎靡书风的历史作用。这些书家虽有的活动到清代初年，但主要活动年代和书法风格当属明末风范。王铎（1592——1652）字觉斯，河南孟津人，人称王孟津。在明末清初法古出新的诸家中书法成就突出，黄道周说：“行草近推王觉斯。”但因他以明末重臣而降清，人品受到非议，书艺名声受到影响。王铎书宗魏晋，法二王，规模唐李邕、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和宋代米芾，功力深厚，出新而能自抒胸臆。王铎书“诸体悉备”，楷书法钟繇，大楷笔力遒健，体势宽博雄强，得力于颜、柳最多；小楷高古典雅，清劲朴厚；“行草宗山阴父子”，又融入米芾笔法，飞腾跳掷，险劲沉着。从他留传下来的《拟山园帖》、《琅华馆帖》以及大量原迹来看，行草书作最多，成就也最高。黄道周说他“五十自化”，壮年亦进入书法的最高境界。明末行草书多纵笔取势，强调异态，王铎能于纵中求敛。尝自言：“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将法古与自由探索相结合；放纵与收敛相辅相成，这是他的特殊方法。再者王铎又是善隶的书家，他的书法“纵而能敛”有得于隶书的功底。所以他的行、草书能动中有节，跳掷顿错有迹象可寻。即有古典式的严谨功力，又有浪漫式的放纵和激情；即能造险又能破险；势巧形密，于奇伟险绝中纵横牵掣，使整体显得平衡；于勾连盘环中见苍郁雄畅，参差错落中见凝重健劲，而气脉连贯。章法如“雨夹雪”，纵横开合，逸迈多情，线条刚健跌宕，流出个性风彩，在明末清初诸家中独标风神。傅山（1607——1684）字青主，山西阳曲人。博学多能，著述宏富，是明末清初很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医道高超的医学家，兼善书画。他的学问志节很为人称道。傅山在书学上主张“作字先作人”，强调人品与书品的统一，故极为赞尝颜真卿的忠义大节和雄厚的书风，贬斥赵孟頫的为人，恶赵书的浅俗无骨。又针对董其昌“书画只在巧妙二字”提出他的书学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提倡自然天趣之妙，大巧若拙之美。对于扭转萎靡柔媚的书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贡献。傅山是位诸体皆备的书家，“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隶体奇古”，“正，行、草大小悉佳”。他的书作有深厚的功底，又能自抒胸臆。小楷高古朴质，得钟、王神理，颜体真谛，行书秀逸清健，既有魏晋风度，又有颜柳气概。草书多正锋，刚柔相济，写得很开放，任情恣性，荡漾恣肆而不坏法度，显出宕逸浑脱的气质，不同凡响。傅山草书在明末清初独具风彩。明末清初的时代造就了这几位书家，他们的书艺大多出入魏、晋、唐、宋，但能不为陈规所束，法古有深厚的功力，出新而能独标风骨，自抒胸臆。他们的书作感情色彩较为激跃，能在恣肆异态中表露个性风彩，情意豪宕而不失法度节律。虽然成就有高下，但已渐成突破“二王”温雅书风范围的趋势，为后代的创新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其影响直至今日，在中国书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