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07 问题

    1. Who is the author of Little Women? A: Anna Sewell B: Louisa May Alcott C: Charlotte Bro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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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15 问题

    1. Who is the author of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A: Anna Sewell B: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C: Charlotte B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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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4 问题

    最早提出BLUP育种值估计方法的是? Jay Lush|Ronald Fisher|C. R. Hendersen|Sewell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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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5-28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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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06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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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07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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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7-24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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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7-29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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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7-29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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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4 问题

    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2) 理论创新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亟待完成的一项历史使命。怎样才能创作出不负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的理论创新成果?新世纪初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围绕这个课题上下求索,付出很多努力,但取得的成效却并不如人意。这表明我们的创新道路选择或许存在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理论创新的典型,对其创新活动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利于我们破解当前面临的创新困局。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无疑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之一。一方面,这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使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在20世纪西方,许多理论家———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拜”马克思为“师”,像马克思那样进行理论创新,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理论的基本面貌。因此,探寻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解析当代西方理论家以马克思为“师”的借鉴方式,对我们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道路大有裨益。 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 ……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理论创新道路的当代继承 …… 三、“英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创新道路的本土化继承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趋于终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解体的基础上,多元多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新流派次第涌现、杂然纷呈。若以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的思想影响计,“英国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其中影响最广泛、最深入因而也最成功的一个流派。1956年新左派运动兴起后,主要出身于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两代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在着力解决英国本土问题的过程中,批判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反思继承英国本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以及欧洲大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马克思主义资源,创立“英国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术著作,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学术界的理论声誉和影响力,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使英国一跃成为可以和德国法国相抗衡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输出地。那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何以实现的呢?仔细分析,我们发现,“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走的依旧是马克思开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道路,要害在于他们成功地将这一道路运用于英国问题的解决,使之充分英国本土化了。 自觉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思想指引,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真正“秘密”。与法兰克福学派迥然不同,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爱德华·汤普森(EdwardThompson)、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等有重要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出身非哲学,他们的著作具有极强的英国在地性,通常显得非常具体实证,“理论”性不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看似非“理论”的著作却超越英国乃至英语世界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和理论效应,其“秘密”就在于这些“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指引研究实证的具体问题,反过来又用成功的实证研究成果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实际上都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证社会科学研究需遵循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1946—1956)才会在专业的历史学研讨之余组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哲学著作的研读研讨。在随后反思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第一代新左派更是聚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进行再阐释,(参见张亮,2014年)为他们后来的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必须的哲学基础。相比较而言,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引。70年代初,霍尔积极推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英译和研究,完成并发表《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一文,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他的这种解读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随后的理论井喷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支撑。安德森明确指出,作为其历史学家奠基之作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书所讨论的“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之内的”(安德森,第3页),两者力图基于史实对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进行更辩证的阐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类似深入思考,在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Laclau)、鲍勃·雅索普(BobJessop)等的论著中都有清晰的呈现。 发现、凝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英国问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致胜要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英国近现代历史与现实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英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仿佛具有一种不证自明性。“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深知这一点,努力发现、解决真正的英国问题。随着这些真正英国问题的提出和创新解决,他们的著作自然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从而迅速传播到英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并产生理论影响。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未来这个重大现实争论中,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威廉斯、汤普森敏锐地察觉到,英国工人阶级是否具有主体性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文化研究,努力从历史的灰烬中扇出未来的革命火焰,以不同的方式证明英国工人阶级不仅有文化主体性,而且有能力通过这种主体性自己创造自己。(参见汤普森,第1页)他们——尤其是汤普森——发现并解决的这个英国问题是如此具有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以至于连反对者都不得不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整整一代工人运动史学家设定了议程”。(Sewell,p.50)在这个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范例当属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开创。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聚焦与当代英国工人阶级息息相关的大众文化现象,努力发现其中的资本权力运行机制、工人阶级抵抗的可能性及其机制,在传播批判理论、青年亚文化、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机制、性别问题等领域提出全新的问题并给出创新性的解答,创立独具英国特色的“文化研究”。客观地讲,“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具有高度的在地性,非英国本土的学者往往会被那些底层英国民众的生活细节、日常习语乃至方言、“黑话”搞得云里雾里,但这绝没有影响到它们的世界历史价值: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而至日本、韩国、中国,获得极为广泛的传播,最终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驾轻就熟地开展跨学科研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看家本领”。与同时代其他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英国马克思主义”几乎很少受凝固化的学科壁垒观念束缚,能够自由而熟练地根据研究主题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这主要因为大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继承了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介入现实的传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不追求象牙塔中的所谓“纯学术”,而是崇尚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便是后来陆续回归学院体系,他们也没有被学院体制困住手脚,成为某一“学科规范”的囚徒,而是根据研究主题的需要自由地开展跨学科研究:50年代末期以后,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安德森等历史学家在阶级和社会形态研究中自觉向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渗透,推动了历史社会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在英国的大发展;英国“文化研究”说到底就是文学与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民族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等不断交叉融合的创新产物;70年代末期以后,霍尔、雅索普等人从“文化研究”出发批判“撒切尔主义”,继续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深度融合,促进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就此而言,跨学科研究可谓“英国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一项“看家本领”。 注重理论表达的本土化,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经验。众所周知,1849年以后,马克思长期居留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在英国走向成熟的。然而,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前,与英国固有思想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在客观上严重抑制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有效传播和发展。对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有高度的自觉,努力让马克思主义说好“英语”,用符合英国思想传统和语言习惯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理论创新:一是摒弃抽象的理论演绎,在生动的经验研究中展现创新理论的鲜活力量;二是回避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术语体系,从英国既有思想文化传统和新传入英国的当代欧洲大陆思潮中汲取资源,建构新的话语体系;三是用英国主流的分析哲学范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进行本土化阐释,促进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文化传统的深入融合。就这样,“英国马克思主义”用本土化的方式成功讲述了自己的理论创新,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学院体系乃至知识大众中的有效传播。 四、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对马克思创新道路的借鉴 1998年,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帕特里克·贝尔特(PatrickBaert)出版《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一书,用不算大的篇幅对西方社会理论的百年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的考察。(参见贝尔特)该书已经成为本领域的经典或标准参考书。透过该书,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马克思对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影响与日俱增,除了理性选择理论外,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吉登斯等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有具体的理论启示,更重要的是对创新道路的借鉴。 首先,他们都重视哲学的批判功能,努力聚合新的理论资源完善自身的哲学武器。福柯出身哲学专业,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期间接受过有关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以及科学哲学的系统训练,曾短暂加入法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深入的了解,大学毕业后还曾系统研究过心理学和精神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分析学。这种包容并蓄的哲学修养使得福柯最终超越法国当时的结构主义主流,先后提出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实现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创造性揭示,为当代社会理论开辟了新的维度和新的方向。早年的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人和第二代的理论旗手。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他逐渐远离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在此过程中,他对德国观念论哲学传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以及语用学哲学进行新的聚合,建立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据此发展出具有其鲜明理论个性的社会理论体系。布尔迪厄与福柯同属“结构主义的一代人”,早期也研究过哲学,受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法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影响,在走出结构主义、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对立的过程中,他也聚合了马克思哲学、海德格尔存在哲学、胡塞尔和舒茨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等诸多新的理论资源。客观地讲,福柯、哈贝马斯和布尔迪厄既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也都厕身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列。较之于他们,吉登斯的哲学背景要逊色得多,即便如此,在超越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的过程中,他也高度重视哲学的批判功能,通过整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舒茨的现象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福柯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实现了方法论的升华。 其次,他们都努力提出并解答具有时代典型性的真问题。尽管都承认社会理论的批判潜能,但归根结底,这四位社会理论家进行理论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科学地“改变世界”,而只是为了更合理地“解释世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努力基于各自的经历,倾听时代的声音,寻找并提出某个具有时代典型性的真问题。由于个人的私生活选择,处于法国学院体制内的福柯实际上受到法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大量侵害,促使他更愿意生活在法国之外的“自由”地带,即便是回到巴黎从事学术研究,也更愿意研究癫狂、监狱、性等不被学院体制主流关注的边缘课题。这种不同寻常的经历让福柯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以法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现权力不是派生的,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关系。(参见福柯,第68-69页)随着福柯权力批判理论的不断发展成熟,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知识界很快认识到,权力的存在、生产和运行机制是理解现代西方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布尔迪厄肯定,他的社会理论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关我的社会经验的社会学的产物。我从未停止过把自己作为一个对象来看待,这不是指在自恋意义上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种类的代表”。(布尔迪厄,第44页)什么是布尔迪厄的“社会经验”或代表的“种类”?简单地讲,就是处于法国学术界边缘的外省知识分子是如何实现社会转换走进学术场域中心的。布尔迪厄由此把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文化)不平等的建构与固化这个人们往往选择回避的问题摆在桌面上,并通过习性、资本、场域等一系列核心概念的提出给出自己的系统解答。从学术代际上讲,哈贝马斯是比吉登斯长一辈的学者。但就标志性社会理论的建构而言,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先后察觉到现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但这种危机不再导致政治危机,资本主义似乎进入了更加稳定的新阶段。当代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发生实质性改变?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还能有效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怎样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机制?对于当时欧洲资产阶级学术界乃至一般知识界而言,这些都是期待得到解答的重大问题。哈贝马斯和吉登斯正是通过解答这些问题,分别创立交往行动理论和结构化理论,确立了自己在20世纪社会理论中的历史地位。 最后,他们都积极践行跨学科研究。这四位社会理论家都是通过自由的跨学科研究取得重大理论突破进而产生广泛的跨学科影响的:福柯的权力批判理论涉及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文学、政治学等,影响则远波哲学、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文学批评、历史学、科学史、教育学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涉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布尔迪厄则具有现时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风格,研究触及从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哲学、艺术学、文学等广大领域,且在相关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吉登斯的思想影响相对集中于社会理论和政治学,但其跨学科视野同样惊人,事实上,他在宏观与微观统一的框架内,沿着历史的、人类学的和批判的三个维度,对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相关学科领域的成果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那么,他们的这种跨学科研究是否就来自于马克思的影响呢?福柯和布尔迪厄都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说明。在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对于他们这些“结构主义的一代人”来说,不明说并不代表没有影响。事实上,透过他们的理论实践,我们能够清晰地察觉到他们对马克思那种反哲学的“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的深刻认同,而“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正是这种“历史科学”的内在要求。与福柯和布尔迪厄不同,早在1971年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吉登斯就提出,马克思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同时代西欧的思想文化成果进行了“强有力的综合”在于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同时代西欧的思想文化成果进行了“强有力的综合”“从而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将英、法、德三国的不同经验和认识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又为从理论上解释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的差异提供了基础”。(吉登斯,2007年,第4页)这大约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对马克思理论创新道路的第一次明确指认。70年代末以后,吉登斯一边沿着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前进,一边与马克思展开理论对话,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80年代中期,创立了交往行动理论的哈贝马斯也明确指出,自己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跨学科研究纲领的继承人,并提出由霍克海默确立的这个纲领实际上接续了马克思所开辟的反哲学的研究道路,(cf.Habermas,pp.49-50)从而间接肯定了马克思的创新道路对自己的内在影响。 五、结束语: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道路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19世纪开辟的理论创新道路在当代西方依然具有普遍效力,只要它能够与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实际、具体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有效结合,就能获得生机勃勃的当代转化,产生出丰硕而影响深远的创新成果。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只要我们能够与时俱进,坚持与中国国情、思想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当代西方取得实效的马克思理论创新道路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中国扎下根,结出不辜负时代的创新硕果。在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道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好以下五点: 第一,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现实中不存在所谓绝对价值中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观察渗透理论,立场决定图景。面对由人的行为创造出来的社会现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做出立场选择,而这一选择也将内在决定其理论研究的格局、高度和价值。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习近平,2018年)为人民做学问,是这两种传统共同的要求。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始终不忘初心和使命,坚持为人民和党做学问、创新理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的理论贡献。 第二,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核心与精髓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世界观方法论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继承19世纪欧洲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基础上创立的,它本身不是停滞的而是发展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们必须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以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地继承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发展,进而以这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理论创新。 第三,坚持面向新时代发现并解答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但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总是依社会历史条件而变化的。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既是普遍的又是个别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因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习近平,2016年) 第四,坚持以“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为指引推进跨学科研究。教育崇尚因材施教,根据对象的不同确定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理论研究同样如此:简单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则用与之相匹配的复杂方法解决。进入现代社会后,社会现象日益复杂,已不再能够依靠单一学科单打独斗来解决,而必须走跨学科的协同创新道路。马克思理论创新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此。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们必须能够深刻领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道路对于当代中国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推动各领域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基础上,以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推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创新解决。 第五,坚持让创新成果说好“中国话”。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邯郸学步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有说好“中国话”的自觉:首先,要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确立自己的概念、范畴、逻辑和理论体系;其次,要在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各种历史规律的认识,确立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最后,要走群众路线,找到符合人民需要、能打动人民心灵的表达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完成拿得出手、说得出口的创新成果,并使之入脑入心入行。 以下说法符合文章观点的是()

    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2) 理论创新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亟待完成的一项历史使命。怎样才能创作出不负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的理论创新成果?新世纪初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围绕这个课题上下求索,付出很多努力,但取得的成效却并不如人意。这表明我们的创新道路选择或许存在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理论创新的典型,对其创新活动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利于我们破解当前面临的创新困局。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无疑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之一。一方面,这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使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在20世纪西方,许多理论家———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拜”马克思为“师”,像马克思那样进行理论创新,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理论的基本面貌。因此,探寻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解析当代西方理论家以马克思为“师”的借鉴方式,对我们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道路大有裨益。 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 ……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理论创新道路的当代继承 …… 三、“英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创新道路的本土化继承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趋于终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解体的基础上,多元多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新流派次第涌现、杂然纷呈。若以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的思想影响计,“英国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其中影响最广泛、最深入因而也最成功的一个流派。1956年新左派运动兴起后,主要出身于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两代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在着力解决英国本土问题的过程中,批判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反思继承英国本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以及欧洲大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马克思主义资源,创立“英国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术著作,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学术界的理论声誉和影响力,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使英国一跃成为可以和德国法国相抗衡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输出地。那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何以实现的呢?仔细分析,我们发现,“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走的依旧是马克思开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道路,要害在于他们成功地将这一道路运用于英国问题的解决,使之充分英国本土化了。 自觉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思想指引,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真正“秘密”。与法兰克福学派迥然不同,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爱德华·汤普森(EdwardThompson)、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等有重要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出身非哲学,他们的著作具有极强的英国在地性,通常显得非常具体实证,“理论”性不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看似非“理论”的著作却超越英国乃至英语世界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和理论效应,其“秘密”就在于这些“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指引研究实证的具体问题,反过来又用成功的实证研究成果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实际上都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证社会科学研究需遵循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1946—1956)才会在专业的历史学研讨之余组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哲学著作的研读研讨。在随后反思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第一代新左派更是聚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进行再阐释,(参见张亮,2014年)为他们后来的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必须的哲学基础。相比较而言,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引。70年代初,霍尔积极推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英译和研究,完成并发表《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一文,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他的这种解读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随后的理论井喷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支撑。安德森明确指出,作为其历史学家奠基之作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书所讨论的“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之内的”(安德森,第3页),两者力图基于史实对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进行更辩证的阐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类似深入思考,在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Laclau)、鲍勃·雅索普(BobJessop)等的论著中都有清晰的呈现。 发现、凝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英国问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致胜要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英国近现代历史与现实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英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仿佛具有一种不证自明性。“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深知这一点,努力发现、解决真正的英国问题。随着这些真正英国问题的提出和创新解决,他们的著作自然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从而迅速传播到英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并产生理论影响。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未来这个重大现实争论中,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威廉斯、汤普森敏锐地察觉到,英国工人阶级是否具有主体性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文化研究,努力从历史的灰烬中扇出未来的革命火焰,以不同的方式证明英国工人阶级不仅有文化主体性,而且有能力通过这种主体性自己创造自己。(参见汤普森,第1页)他们——尤其是汤普森——发现并解决的这个英国问题是如此具有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以至于连反对者都不得不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整整一代工人运动史学家设定了议程”。(Sewell,p.50)在这个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范例当属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开创。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聚焦与当代英国工人阶级息息相关的大众文化现象,努力发现其中的资本权力运行机制、工人阶级抵抗的可能性及其机制,在传播批判理论、青年亚文化、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机制、性别问题等领域提出全新的问题并给出创新性的解答,创立独具英国特色的“文化研究”。客观地讲,“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具有高度的在地性,非英国本土的学者往往会被那些底层英国民众的生活细节、日常习语乃至方言、“黑话”搞得云里雾里,但这绝没有影响到它们的世界历史价值: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而至日本、韩国、中国,获得极为广泛的传播,最终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驾轻就熟地开展跨学科研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看家本领”。与同时代其他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英国马克思主义”几乎很少受凝固化的学科壁垒观念束缚,能够自由而熟练地根据研究主题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这主要因为大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继承了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介入现实的传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不追求象牙塔中的所谓“纯学术”,而是崇尚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便是后来陆续回归学院体系,他们也没有被学院体制困住手脚,成为某一“学科规范”的囚徒,而是根据研究主题的需要自由地开展跨学科研究:50年代末期以后,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安德森等历史学家在阶级和社会形态研究中自觉向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渗透,推动了历史社会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在英国的大发展;英国“文化研究”说到底就是文学与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民族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等不断交叉融合的创新产物;70年代末期以后,霍尔、雅索普等人从“文化研究”出发批判“撒切尔主义”,继续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深度融合,促进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就此而言,跨学科研究可谓“英国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一项“看家本领”。 注重理论表达的本土化,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经验。众所周知,1849年以后,马克思长期居留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在英国走向成熟的。然而,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前,与英国固有思想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在客观上严重抑制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有效传播和发展。对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有高度的自觉,努力让马克思主义说好“英语”,用符合英国思想传统和语言习惯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理论创新:一是摒弃抽象的理论演绎,在生动的经验研究中展现创新理论的鲜活力量;二是回避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术语体系,从英国既有思想文化传统和新传入英国的当代欧洲大陆思潮中汲取资源,建构新的话语体系;三是用英国主流的分析哲学范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进行本土化阐释,促进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文化传统的深入融合。就这样,“英国马克思主义”用本土化的方式成功讲述了自己的理论创新,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学院体系乃至知识大众中的有效传播。 四、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对马克思创新道路的借鉴 1998年,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帕特里克·贝尔特(PatrickBaert)出版《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一书,用不算大的篇幅对西方社会理论的百年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的考察。(参见贝尔特)该书已经成为本领域的经典或标准参考书。透过该书,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马克思对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影响与日俱增,除了理性选择理论外,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吉登斯等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有具体的理论启示,更重要的是对创新道路的借鉴。 首先,他们都重视哲学的批判功能,努力聚合新的理论资源完善自身的哲学武器。福柯出身哲学专业,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期间接受过有关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以及科学哲学的系统训练,曾短暂加入法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深入的了解,大学毕业后还曾系统研究过心理学和精神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分析学。这种包容并蓄的哲学修养使得福柯最终超越法国当时的结构主义主流,先后提出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实现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创造性揭示,为当代社会理论开辟了新的维度和新的方向。早年的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人和第二代的理论旗手。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他逐渐远离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在此过程中,他对德国观念论哲学传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以及语用学哲学进行新的聚合,建立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据此发展出具有其鲜明理论个性的社会理论体系。布尔迪厄与福柯同属“结构主义的一代人”,早期也研究过哲学,受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法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影响,在走出结构主义、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对立的过程中,他也聚合了马克思哲学、海德格尔存在哲学、胡塞尔和舒茨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等诸多新的理论资源。客观地讲,福柯、哈贝马斯和布尔迪厄既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也都厕身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列。较之于他们,吉登斯的哲学背景要逊色得多,即便如此,在超越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的过程中,他也高度重视哲学的批判功能,通过整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舒茨的现象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福柯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实现了方法论的升华。 其次,他们都努力提出并解答具有时代典型性的真问题。尽管都承认社会理论的批判潜能,但归根结底,这四位社会理论家进行理论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科学地“改变世界”,而只是为了更合理地“解释世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努力基于各自的经历,倾听时代的声音,寻找并提出某个具有时代典型性的真问题。由于个人的私生活选择,处于法国学院体制内的福柯实际上受到法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大量侵害,促使他更愿意生活在法国之外的“自由”地带,即便是回到巴黎从事学术研究,也更愿意研究癫狂、监狱、性等不被学院体制主流关注的边缘课题。这种不同寻常的经历让福柯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以法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现权力不是派生的,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关系。(参见福柯,第68-69页)随着福柯权力批判理论的不断发展成熟,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知识界很快认识到,权力的存在、生产和运行机制是理解现代西方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布尔迪厄肯定,他的社会理论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关我的社会经验的社会学的产物。我从未停止过把自己作为一个对象来看待,这不是指在自恋意义上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种类的代表”。(布尔迪厄,第44页)什么是布尔迪厄的“社会经验”或代表的“种类”?简单地讲,就是处于法国学术界边缘的外省知识分子是如何实现社会转换走进学术场域中心的。布尔迪厄由此把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文化)不平等的建构与固化这个人们往往选择回避的问题摆在桌面上,并通过习性、资本、场域等一系列核心概念的提出给出自己的系统解答。从学术代际上讲,哈贝马斯是比吉登斯长一辈的学者。但就标志性社会理论的建构而言,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先后察觉到现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但这种危机不再导致政治危机,资本主义似乎进入了更加稳定的新阶段。当代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发生实质性改变?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还能有效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怎样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机制?对于当时欧洲资产阶级学术界乃至一般知识界而言,这些都是期待得到解答的重大问题。哈贝马斯和吉登斯正是通过解答这些问题,分别创立交往行动理论和结构化理论,确立了自己在20世纪社会理论中的历史地位。 最后,他们都积极践行跨学科研究。这四位社会理论家都是通过自由的跨学科研究取得重大理论突破进而产生广泛的跨学科影响的:福柯的权力批判理论涉及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文学、政治学等,影响则远波哲学、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文学批评、历史学、科学史、教育学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涉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布尔迪厄则具有现时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风格,研究触及从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哲学、艺术学、文学等广大领域,且在相关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吉登斯的思想影响相对集中于社会理论和政治学,但其跨学科视野同样惊人,事实上,他在宏观与微观统一的框架内,沿着历史的、人类学的和批判的三个维度,对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相关学科领域的成果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那么,他们的这种跨学科研究是否就来自于马克思的影响呢?福柯和布尔迪厄都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说明。在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对于他们这些“结构主义的一代人”来说,不明说并不代表没有影响。事实上,透过他们的理论实践,我们能够清晰地察觉到他们对马克思那种反哲学的“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的深刻认同,而“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正是这种“历史科学”的内在要求。与福柯和布尔迪厄不同,早在1971年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吉登斯就提出,马克思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同时代西欧的思想文化成果进行了“强有力的综合”在于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同时代西欧的思想文化成果进行了“强有力的综合”“从而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将英、法、德三国的不同经验和认识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又为从理论上解释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的差异提供了基础”。(吉登斯,2007年,第4页)这大约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对马克思理论创新道路的第一次明确指认。70年代末以后,吉登斯一边沿着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前进,一边与马克思展开理论对话,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80年代中期,创立了交往行动理论的哈贝马斯也明确指出,自己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跨学科研究纲领的继承人,并提出由霍克海默确立的这个纲领实际上接续了马克思所开辟的反哲学的研究道路,(cf.Habermas,pp.49-50)从而间接肯定了马克思的创新道路对自己的内在影响。 五、结束语: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道路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19世纪开辟的理论创新道路在当代西方依然具有普遍效力,只要它能够与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实际、具体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有效结合,就能获得生机勃勃的当代转化,产生出丰硕而影响深远的创新成果。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只要我们能够与时俱进,坚持与中国国情、思想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当代西方取得实效的马克思理论创新道路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中国扎下根,结出不辜负时代的创新硕果。在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道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好以下五点: 第一,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现实中不存在所谓绝对价值中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观察渗透理论,立场决定图景。面对由人的行为创造出来的社会现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做出立场选择,而这一选择也将内在决定其理论研究的格局、高度和价值。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习近平,2018年)为人民做学问,是这两种传统共同的要求。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始终不忘初心和使命,坚持为人民和党做学问、创新理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的理论贡献。 第二,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核心与精髓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世界观方法论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继承19世纪欧洲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基础上创立的,它本身不是停滞的而是发展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们必须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以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地继承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发展,进而以这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理论创新。 第三,坚持面向新时代发现并解答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但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总是依社会历史条件而变化的。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既是普遍的又是个别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因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习近平,2016年) 第四,坚持以“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为指引推进跨学科研究。教育崇尚因材施教,根据对象的不同确定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理论研究同样如此:简单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则用与之相匹配的复杂方法解决。进入现代社会后,社会现象日益复杂,已不再能够依靠单一学科单打独斗来解决,而必须走跨学科的协同创新道路。马克思理论创新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此。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们必须能够深刻领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道路对于当代中国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推动各领域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基础上,以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推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创新解决。 第五,坚持让创新成果说好“中国话”。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邯郸学步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有说好“中国话”的自觉:首先,要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确立自己的概念、范畴、逻辑和理论体系;其次,要在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各种历史规律的认识,确立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最后,要走群众路线,找到符合人民需要、能打动人民心灵的表达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完成拿得出手、说得出口的创新成果,并使之入脑入心入行。 以下说法符合文章观点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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