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当局与蔡英文大搞“去中国化”，不仅撕裂台湾社会，而且使两岸对立升高，为蔡英文操纵“抗中保台”选战策略创造了前提。

在2020年台湾大选中，国民党失败的自身原因是什么？ A: 国民党选战策略而言，缺乏灵活性和战力 B: 国民党主打“经济牌” C: 国民党不团结是这次大选未获民意支持的关键 D: 韩国瑜的人格特质也是败选相连的

以下各项中，属于国民党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败选的原因的有（）。 A: 国民党的“选战”策略缺乏灵活性和战力 B: 国民党的不团结是这次“大选”未获民意支持的关键 C: 韩国瑜的人格特质也是与“败选”相连的 D: 国民党奉行“台独”政策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 A: 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 B: 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C: 它是对抗性的矛盾，而不是非对抗性矛盾 D: 是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选战

2012年是美国四年一届的总统选举之年，2月28日美国总统选战继续火热进行，密歇根州与亚利桑那州当天分别展开初选，共和党热门总统参选人罗姆尼在这两州都取得了胜利。回顾08年美国总统选举，奥巴马在组阁时不但提名党内预选时的“劲敌”希拉里为国务卿，还邀请共和党的国防部长盖茨留任，出现昔日竞选时恶语相向“打”得热火朝天的竞争对手，在竞选结束后握手言欢、相继入阁的现象。这说明在美国[    ]①两党在具体议题上的政策主张没有明显差别

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能走多远？作为社会运动的反全球化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1999年11月在西雅图举办世贸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爆发的抗议活动，此后类似的社会运动连绵不断，但支持这些抗议的基本理念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公平的呼吁以及环保主义的诉求等左翼思想。只是在最近两年，从英国公投“脱欧”到特朗普倡议“美国优先”等现象中，民族主义的情绪才被视为反全球化的力量凸显出来，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联盟关系，因为全球化并没有造成以民族国家为整体的利害得失。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Milanovic）在其名著《全球不平等》中以有力证据指出，1988年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实际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因此，新一波全球化的独特问题是在许多国家内部同时造成受益者与受挫者，我称之为全球化的“（国内）断层线”。也就是说，对于全球化的争端与分歧主要发生在每个国家内部，而不是在民族国家之间。就反对全球化的理念而言，在逻辑上更为相关的是“阶级”意识而不是民族意识。那么，民族主义何以能够被“借用”成为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实际上，这种借用的政治有效性依赖于某些关联因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移民和难民的涌入，在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情况下，这在一些欧美国家引起了安全困扰，同时也造成了对本地传统文化的冲击。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受挫、安全恐慌与文化不满的三种人群汇集合流，扩大了反全球化群体的规模，足以成为政客和党派在选举博弈中争夺的对象，并以捍卫民族利益的名义提出反全球化的议程。然而，民族主义诉求与反全球化之间的这种关联是偏颇的，因为在西方社会中同时存在大量的全球化支持者：他们是全球化经济的受惠者，是开放和多元文化的信奉者，也不相信移民与安全隐患之间存在证据可靠的因果关系。因此，全球化在欧美社会造成的是态度分裂与政治极化，而不是鲜明统一的民族利益与文化认同。那么，如何可能将反全球化这种高度争议的主张加诸于整个国家？这无疑需要一种政治策略，需要建构一个否定多样性和异质性的“人民”来代表整个民族发言。而这正是民粹主义政治的特征——对“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的代表性垄断。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SteveBannon）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在离任白宫不久之后的一次长篇媒体访谈中坦言，在他与特朗普策划的选战策略中，最具有感召力的诉求是民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倡议恰恰是这两者的结合。《时代》周刊以班农作为封面，配的标题是“大操纵家——斯蒂夫·班农：白宫首席战略师”。然而，民族主义用于对抗全球化的策略，其有效性是高度不稳定的，如果反全球化的诉求无法在民众当中形成主流共识，则必须借助民粹主义的动员，将反全球化“建构”为整体的民族利益。在实践中，这种策略在选举博弈中的成败记录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是双方相差4个百分点，并没有一方获得压倒性多数。特朗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但他获得的大众选票还相差对手希拉里2个百分点。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具有全球主义立场的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超过65%的选票，压倒了“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默克尔的政治联盟获得了最大优势，虽然“另类选择党”势力有所上升，但仍然位居第三。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紧张，但并非不可调和。“经济民族主义”未必与全球化相抵触，中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受惠于全球化的进程，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在文化层面上，民族主义作为身份认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以至于有不少人相信民族身份才是真实稳定的，而全球主义或者世界主义是非常虚幻的，无法作为可靠的身份认同资源，提供人们需要的归属感。但在我看来，这两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对立，虽然具有现实的原因，但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实际上，民族身份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民族身份的构成，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观点：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论。简单地说，原生论的观点认为，民族身份是给定的（given），是“先天的自然产物”，由共同的祖先、亲缘、血统、故土、家园、习俗、信仰和语言等这些无可更变的“原生”属性所确定。这种解释源自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特别是费希特与赫尔德的论述）。但在二战之后原生论遭遇了许多质疑和挑战，现在很少有学者坚持纯粹的原生论观点。在工具论者看来，民族身份（与其他族群身份一样）是政治实践的工具，是现代民族国家在领土边界内政治的特性，往往是政治精英在政治动员和权力竞争中操纵的工具。建构论者反对原生论的观点，认为身份认同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做成的”（made）或者说是建构的，但并不只是精英操控的结果，而是社会互动中的意义建构。民族身份是在民族国家条件下的一种自我理解方式，但这种身份认同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凝固的。让我们来探讨法国思想家迈斯特的一段名言：“在这世界上不存在‘人’这种东西。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等等，我甚至意识到一个人可以是波斯人。但至于‘人’，我承认在我生命中从未遇见过。”这是相当典型的民族身份原生论的修辞，似乎有力地揭示抽象之“人”的虚假性，坐实了民族身份的真实具体性。但这种修辞恰恰掩藏了一个事实：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也是某种抽象的产物。一个建构论者完全可以借用迈斯特的修辞说：我见过四川人、上海人、北京人和湖南人，我甚至了解海南人，但我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人类最初都只是“部落人”，民族身份是现代的建构（今天在许多民族国家尚未成熟发展的地区，部落身份仍然远比民族身份更为“真实”）。与更为具体切近的家庭、宗族、社区和故乡认同相比，民族身份无疑是一种抽象的建构。既然如此，那么在逻辑上就无法排除这种抽象建构进一步上升、形成全球身份的可能。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在身份构成上都不是“现成的”而是“做成的”，因此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一致性。民族身份不具有“天然的真实”，全球身份也并非永远的“虚妄”。当然，理论逻辑并不等同于实践逻辑。有效的身份建构与所有意义建构一样，并不能单纯依靠理念的任意构想来实现，而必须符合相应的社会实践。当人们的生活彻底困于家族和部落的时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不可思议的。同样，如果日常的社会实践完全局限在民族国家内部，全球身份也至多只是少数理论家的奇思异想。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有意义地谈论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恰恰是因为全球化实践已经逐步地、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当今世界在物质和文化上与外界隔绝的“孤岛”已经不复存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卷入了物资、信息、文化、资本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全球化已经变得现实而具体，正在影响人们的自我理解并改变其身份认同的结构。然而，全球化的影响在人群中的分布并不均匀。在欧美国家，教育水平较高、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更容易认同全球主义，而对其他许多人而言，民族国家内部的实践仍然是自我理解的主导部分，也更倾向于信奉民族主义。但这种非均衡的分布一直在逐渐改变，而且每个人的身份认同都是多重性的，不必在民族身份与全球认同之间做非此即彼的抉择。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一些欧美国家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复兴，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主义是虚幻的，而只是表明民族主义的普遍性和持久性被远远低估了，这主要是由于文化精英及其主导的媒体将自己的立场过度投射，造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舆论错觉。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视野来把握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有必要探寻汉斯·摩根索被忽视的洞见。摩根索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奠基者，在其经典著作《（民族）国家间的政治》中，有一句被反复引用名言：“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世界国家（政府）。”但读者大多只记住了前半句话，并就此断定“冲突是世界政治的本质”，因为我们会想当然地假定“世界政府”不可能出现。然而，这并不是摩根索的本意，否则他不会专门在第九部分用两章来讨论“世界国家”和“世界共同体”。摩根索实际上是在思考建立世界国家的可能性条件，他为此参照分析了三个跨民族政体的原型：罗马帝国、瑞典和美国。他的结论是，罗马帝国通过征服来建立世界秩序的模式在现代已经不再可行，而瑞典（这个由说四种语言的22个民族、经过一两百年的分分合合最终组成的政治联合体）是偶然的地缘政治的产物，也不可仿效。在摩根索看来，只有美国具有可资参考的价值，而美国模式的特征在于“美国人民在建立政府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社会”。他因此主张，建立世界国家的前提条件是形成“世界社会”，为此他展开分析了如何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发挥文化融合与功能协调的作用，提供“不同国家人民对共享的共同需要的满足”，为形成“世界共同体”建立基础。摩根索这部名著的初版发表于1948年。在70年之后的今天，“世界共同体”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已经不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无论在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与发展，文明对话与和平，还是在应对贫穷、人道危机与疾病传播，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以及防范恐怖主义威胁等方面，不同国家的人民的确有着越来越丰富的共同需要。人类面对着许多无法在单一民族国家中解决的问题与期望实现的目标。作为一种理想愿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基础。也许谈论“世界国家”仍然为时过早，但全球治理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或不再重要。全球化的进程也并不要求越过或绕过民族国家，而完全可能基于和经由民族国家来推进。由此，我们可以同时具有民族身份和全球身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可能克服与超越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对立。以下不是全球主义的表现的是：

张维为：从修宪看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2018-03-1910:54:00来源：参考消息网作者：张维为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三月伊始，中国又进入了两会季，引来全世界的瞩目。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两会不仅成为中国讨论国之大事并形成广泛共识的最高殿堂，也成为向国内外展示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今年的两会又因修宪等重要事项而格外引人注目。这次修宪的特殊意义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热议。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故意就涉及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席任期的内容大做文章。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误判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其实，中国崛起及其制度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西方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正读也好，误读也好，反读也好，都不可能改变这种逻辑。今年人大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条中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对于这个修订，有必要了解一下“八二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1982年起草现行宪法的时候，整个国家刚刚经历过文革混乱，国门也才打开不久。许多人一下子看到西方的发达和我们的差距，于是一些人认为西方的制度代表了人类的未来。所以当时不少人认为新宪法中不宜提党的领导。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坚持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就会葬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所以他坚持宪法中必须明确写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不少国人，包括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还是缺乏制度自信，不愿提党的领导。社会上对党不信任者有之，谩骂者有之。当人们指出谩骂共产党属于违宪，谩骂者却振振有词地说：党的领导只载于宪法序言，并没有出现在宪法正文中，宪法序言属于政治宣示，不具“可诉性”，所以谈不上违宪。换言之，他们认为序言与正文中的内容不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甚至认为宪法序言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无视了中国宪法及其法律效力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但这种误读并未因此而完全消退。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宪法修正中明确把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第一条，从而彻底杜绝这种误读。它既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最本质的特征”这一事实，也展现了我们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基础上所确立的制度自信。过去三十来年，我们目睹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及其对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和灾难；目睹了一场又一场颜色革命带来的社会分裂、政治动荡和经济凋敝；目睹了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一些过去还算和平，甚至较为繁荣的国度随着西方势力的卷入而瞬间陷入战乱杀戮，变得满目疮痍。我们也看到西方国家自身一个接一个地陷入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西方和西方模式走衰的大势看来已无法逆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过去五年中，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大步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心。这种鲜明的对照使中国社会形成一种基本共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稳定、团结，使中华民族得以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动荡的世界上脱颖而出，迅速崛起，走向全面复兴。今天我们把党的领导写入宪法第一条，对于巩固制度自信，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党”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遵循中国自己政治传统的“整体利益党”，代表整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其治国理政的传统历来是统一的执政团体，否则国家就会陷入四分五裂，战乱不已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还是这种政治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从21世纪的国际竞争来看，一个国家是否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政治力量是这个国家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一直更看好中国模式。关于国家主席任职规定的调整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自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时期开始的实践证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同一位领导人担任是一个好做法，它保证了中国的稳定、团结和崛起。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党的总书记也好，军委主席也好，均没有规定只能连任两届。这次在宪法修改中对相关内容做了相应的调整，这样三者就统一起来了，可谓名正言顺。但这不是领导终身制，我们的党章中有明确的规定，不搞领导终身制，出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还规定了干部的退休制度。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即四年或五年为一个任期，但对于可以连任多少次，一般没有硬性的规定，像德国的默克尔总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个任期。西方历史上情况更是如此。上世纪30年代，为摆脱严重经济危机而推动“新政”的美国罗斯福总统连任两任，随后又带领美国应对二战再蝉联两任，至今被多数美国人推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德国二战后恢复重建时，阿登纳担任德国总理长达14年（1949-1963），被公认为医治战争创伤，创造德国经济奇迹的领袖人物，甚至被推为德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理。西方这些领袖人物长时段的任职有以下三个特点，即关键时刻、优秀领袖、合法合规，具体地说就是发生在国家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具有使命担当而且政绩被百姓广泛认可的优秀领导人，同时也符合本国的法律规定。无疑，中国今天正处在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关键时刻。中国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同时这也意味着国内外各种新旧矛盾和挑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也以自己的人格、眼光、担当、魄力和才干，以自己在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极为突出的成绩，赢得了人民的普遍敬重和支持。中国的制度安排，包括宪法和法律制度，也一直在与时俱进，不仅使好人能脱颖而出，而且使他们能够做好事，做大事，这实在是国之幸运。此外，与过去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也就是近100个欧洲普通国家人口之和的规模（也可比较阿登纳时期的西德，人口为3500万到3600万，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人口为1.3亿到1.4亿），其迅速崛起产生的规模效应震撼了世界。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这一切对中国领导人的能力、素质和使命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从国际政治制度的比较来看，笔者认为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也要有“上上策”，两者的有机结合远远好于只有“下下策”的制度。所谓“下下策”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包括基于年龄和健康的退休机制、包括集体领导制度等。所谓“上上策”就是既要能选出卓越的领导人，也要让其多做好事和大事。在“上上策”与“下下策”的有机结合方面，中国进行的探索和实践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包括领导人有序选拔和有序接班的制度已基本形成，从而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像美国小布什总统在任期内可以随意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这本身也证明美国政治制度中“下下策”的制度安排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仅无法选出优秀领导人，也无法有效地阻止差劲的领导人做坏事。中西方制度比较在中国两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取得内部共识的情况下就推出关于进口钢铝强行征税的措施，并威胁要对中国开展贸易战，引来媒体的广泛关注。其实，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突破5800亿美元。如果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在两国间打一场贸易战的话，两国都将深受其害。当然，美国也不可能赢得这样的贸易战，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必将受到严重伤害。这背后也反映了两种制度模式的差别。中国模式讲的是经济要“以人民为中心”，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以选票为中心”，这只会使美国社会更加分裂。特朗普征钢铝税，一般估计直接受益的人连15万都不到，而由于这一决策而导致钢铝价格上涨，间接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数恐怕是十倍之多。既然这样，为什么特朗普还要坚持征这个税呢？这正好反映了美国和不少西方国家民主制度面临的困境：特朗普征税本质上是为了这个小群体的选票，他们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以选票为中心”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其主要特点就是不在乎票源以外的其他人。坦率地说，这哪里还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西方竞选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游戏民主”，竞选双方的差别就在于能否保住铁杆票源，你只要抓住1%的关键少数，你就可能赢得选举。此外，美国政坛乱象不断，这个制裁方案在特朗普内阁内部都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推出来了，引来国际舆论的哗然，随后又有内阁重要成员的离职。这种没有内部共识就推出重大决策的做法，与中国人谋定而后动的决策思路和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推出一个政策，如五年规划及每年的计划，前后都要进行广泛的协商、磋商，通过民主集中制最终形成共识。中国两会本身就是讨论国之大事并形成共识的最高殿堂，是展示中国通过协商民主就各种重大问题达成最广泛社会共识的最佳窗口。但特朗普匆匆推出这样一个不具备内部共识的政策，而且美国的制度安排也无法阻止这种三流决策的出台。这让那些把美国政治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者陷于何等尴尬的境地呀！这种决策水平只会给美国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最终加速美国的走衰。如果说西方政治制度过去在遇到严重危机的某些特定时刻，还能产生比较优秀的政治家来治国理政，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制度越来越难于产生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日益僵化和退化。所谓“僵化”主要表现在民主被等同于“形式民主”（即仅关注“政体”和“程序正确”的民主），与“实质民主”（即“政道”，关注政治所要服务的崇高目的）无关。制度“僵化”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把“政体”及相关的“程序正确”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结果导致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难以启动。比如美国的许多改革需要修宪，但就修宪所需的程序安排，在现有美国政治生态中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所谓“退化”则主要表现为西方民主正日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缺乏“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几乎总是能说会道者多，能干者少。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崛起，操纵民粹主义的政客也更容易获得选票，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品质一路走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中国从“政道”出发，不断地探索“政体”如何与时俱进，如何适应“政道”的要求，包括修宪和党政机构的大规模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种从“政道”出发，不断探索合适的“政体”，既保持了制度连贯性又使其与时俱进，这才是人间正道。西方一些人过去还敢说：只要制度好，选出一个傻瓜当政也没有关系。今天敢讲这样话的人不多了。敢这样说话的人大概在西方也要被多数人看作是傻瓜了。毕竟美国小布什总统执政无方八年，美国的国力就直线下降。毕竟希腊和冰岛领导人执政无方，这两个国家就走向了破产。在日益竞争的21世纪，在中国迅速崛起（包括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崛起）的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国家领导人素质好坏将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作者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本文原载于《参考消息》2018年3月19日第10版以下说法错误或不符合作者观点的是（）A.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遵循中国自己政治传统的“整体利益党”;B.作者认为国家主席任职规定的改变不意味着领导终身制，党章中有明确的规定，不搞领导终身制，出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还规定了干部的退休制度；C.德国的默克尔总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五个任期；D.政治制度的“上上策”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包括基于年龄和健康的退休机制、包括集体领导制度等；E.作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僵化”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把“政体”及相关的“程序正确”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结果导致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难以启动。